“干爹”

“干爹”这个词儿,现在的名声实在不好。

追溯起来,国人认干亲是很有历史的。《封神演义》里面,周文王的第一百子——雷震子,就是周文王在燕山雷雨中所收的义子。各种演义小说里有身份的大官儿经常爱到处划拉收干儿子,以《残唐》里李克用的十三家太保最为著名,尤其是第十三位太保李存孝,因为武功了得,把这“十三太保”的名头远播寰宇,弄得后来的《隋唐》,也要硬把秦琼凑成杨林的第十三位义子干儿。

两个成年人关系十分好,他们的子嗣互拜对方为义父的例子也是很常见的。这种认义父与认义子的情怀,是很朴素简单的——就是一位长辈看着一位小辈很招人喜欢,或者两位长辈间要多亲多近,拜个干爹收个义子都是寻常之事。

如京剧界的谭鑫培与杨月楼,二人是盟兄弟的关系。杨月楼临终前把自己的儿子杨小楼托于谭鑫培,而谭鑫培也是对得起兄弟,不仅收杨小楼为义子,按照谭家的排辈给取了“嘉训”的谱名,还把杨月楼与自己演武生的技艺倾囊传授。谭鑫培七子二女,加上这义子杨小楼,真个是“七郎八虎”,与杨老令公他们家一般不差,也是一段佳话。

在伶界,认干亲的现象并不罕见,很多情况下是像上面说的谭、杨二家那样,伶人间惺惺相惜,其目的很单纯,感情是很真挚的。这也是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除去亲情外另一种紧密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旧社会一些认权贵阶级为干爹的伶人是出于生活所迫。

文革期间,因为父母辈是黑五类而被批斗的人比比皆是。那些曾经认过干亲的伶人,若是摊上了个“够分量”的干爹,那也如有了不好的出身一样,会倒大霉。而这又与出身不同,你的罪过不止是在于有了一个坏干爹,自己还有一条“善于钻营”的罪名。

手边有一份1968年8月号的《京剧革命》小报,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张君秋是认贼作父的“干爹”迷》。对张先生认过“总数不下二十名”干爹的行为进行大批判。如张先生的“干爹”中有一位是“被人称为‘北京杜月笙’的吴季玉。这个吴季玉是蒋帮要员于右任的干儿子,又与特务头子戴笠关系密切,而且很得蒋匪本人的赏识,曾委之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的重任。张君秋有这个吴干爹做靠山,真是‘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戴上了‘四小名旦’之一的桂冠,能与他的马干爹并驾齐驱于剧坛之上。”这种批判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顾,说张先生“极尽钻营取宠之能事”结识“吴干爹”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而四小名旦的投票早在1936年就出了结果,及至1940年《立言画刊》组织四位同演《白蛇传》早已成定论。

《张君秋是认贼作父的“干爹”迷》
《张君秋是认贼作父的“干爹”迷》

当然,这种批判文章自不需要讲什么历史真实性,为了一个把人批倒批臭的目的,极尽所能。我们读这种史料,通过近乎咆哮的文风,可以对于那个六亲不认的时代环境有很直观的了解。同时感叹,这些老艺人,正是因为切身体会过了旧社会的逼人忒甚,才真心拥护新社会,觉得自己翻身得到了解放;可他们很多在旧社会时因身不由己被迫所做的行为(甚至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却成为了后来新社会各种运动中的致命把柄。真是讽刺至极。而以“认干爹”为罪状把艺人形容的在“干爹”脚下如何“浓施粉黛”、“卖弄风骚”,则只能说明这些写批判文章的人自己心里是多么不堪。

当各种运动都结束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感情也随之慢慢地恢复。可是,干亲在金钱至上的时代又开始走形。我们当然要肯定现在仍然有纯粹的干爹义女,但显然,如今“干爹”已经很暧昧,这个词儿已经被毁掉了。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提起“干爹”来,似乎很难让人再想到早年间那种纯粹的亲情。

干亲之外,领养与过继,也是亲缘网中一种独特的关系。领养也好,过继也好,都是另一种亲情爱心的表现。比如王凤卿把自己的次子王幼卿过继给兄长王瑶卿,正是出于王瑶卿只有二女“乏嗣无后”的缘由,是弟兄间情谊的表现。而老一辈的伶人收养子女,往往都是视如己出,也是积德行善之事。

鉴于两种亲缘关系在伶界并不罕见(张君秋先生那二十多位干爹是有其夸大之处),我们有必要在整理伶人亲属关系的时候一并把它们留存下来。现在,这两种关系都可以在菊坛世系谱中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与真正的血亲和姻亲不同,故而在两辈人之间,使用虚线而非实线来连接,并且写明如“义父”、“养父”等字样,与“父”、“子”等区分出来。这些关系和谱图中的其他关系并存,在人物间的操作上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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