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曹》读书札记

读《三国志》,《荀彧传》下,裴松之引了《文士传》中祢衡裸衣骂曹的部分:

太祖闻其名,图欲辱之,乃录为鼓史。后至八月朝,大宴,宾客并会。时鼓史击鼓过,皆当脱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击为渔阳参挝,容态不常,音节殊妙。坐上宾客听之,莫不慷慨。过不易衣,吏呵之,衡乃当太祖前,以次脱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裈帽毕,复击鼓参挝,而颜色不怍。

《三国演义》里,这故事也是比较接近上面那段的:

来日,操于省厅上大宴宾客,令鼓吏挝鼓。旧吏云:“挝鼓必换新衣。”衡穿旧衣而入。遂击鼓为《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坐客听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当面脱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裤,颜色不变。

看《击鼓骂曹》这戏,祢衡在曹操设宴的时候,先穿旧衣上,“破衣烂衫摆摆摇”,被曹府门前的旗牌喝斥,“破衣烂衫,成何体统”,不让进。祢衡唱了两番比古的快板后,下去“身上破衣俱脱掉”,继而“裸身”上场,再次“闯关”,成功。编这出戏的人,把裸衣与击鼓合并在一起。这样改,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旗牌能够阻止衣衫褴褛不合规矩的祢衡进府击鼓,缘何祢衡下去把衣服扒光了再上来,反倒可以进府呢?就凭祢衡一句“你丞相降罪我承招”?当然,戏要编得精炼,全剧高潮即在“裸衣骂贼”上,若让祢衡先青衣小帽,进府一番《夜深沉》,再“赤身露体逞英豪”,又或如正史那样再把衣服穿好,“复击鼓参挝”,则有失重点,节奏不够紧凑,戏也就不好看了。

《击鼓骂曹》陈少霖饰祢衡
《击鼓骂曹》陈少霖饰祢衡

《演义》里没有交代骂曹的时间,戏里面讲是“元旦佳节”,故而这戏有个吉祥的别名,《庆贺元旦》。可是我们若是看《文士传》一节,写曹操“大宴群臣”的时间,是“八月朝,大宴,宾客并会”。何以编戏的把这段故事的时间错开了半年之久?元旦佳节让祢名士光着身子,不冷么?

我们知道,以前编戏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戏都是根据演义小说里的故事编出来的,很少有直接用到正史的。因此大概可以推断,编《骂曹》的这位没有见过《文士传》中讲的八月,而是根据《演义》里那句“旧吏云:‘挝鼓必换新衣’”,附会为宴会的日子是辞旧迎新要穿新衣服的新年。另外,与其在八月里的随便一天来光身恶心“奸曹操”,不如选做元旦这个本应是喜庆洋洋的日子,更有效果。

顺便讲一下《骂曹》里那段“谗臣当道谋汉朝”的西皮唱词。按徐凌霄在《古城返照记》中的说法,如今这句后面莫名其妙地接“楚汉相争动枪刀”,皆拜谭鑫培所赐。《戏考》里所刊的词虽然比现在演出的版本要完整,但同样有头二句完全接不上的问题。附上《古城返照记》里金士聚本的词:

权臣当道乱汉朝,
思想起不由人怒冲九霄。
忆昔当年秦无道,
楚汉相争动枪刀。
那项羽在乌江把命丧了,
张子房吹玉箫一吹吹散了楚霸王的四十八万人马,他立下了功劳。
高祖爷在咸阳登大宝,
一统山河乐唐尧。
王莽贼害平帝龙位篡了,
多亏了光武爷还有那灵台二十八员将英豪。
贼董卓乱朝纲亚似虎豹,
又仗着王司徒连环计高。
到如今又出了奸曹操,
上欺天子下压群僚。
我有心替主爷把贼剿,
我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孔大夫为我修荐表,
要我屈节拜奸曹。
那奸贼待人太骄傲,
他命我充鼓吏去把鼓来敲。
主席坐定奸曹操,
旁边站立小张辽。
狗奸贼传令如山倒,
舍死忘生在今朝。
元旦节与他个不详兆,
学一辈古人鸣鼓而攻我就骂奸曹。
罢罢罢把青衫来脱掉,
破衣烂衫自逍遥。
就此迈步往前跑,
你是何人絮絮叨叨。

较之现在流传下来谭鑫培的删改版,这段词固有其絮叨的一面(如张良、光武段),但在内容上还是很通顺的:从眼前的奸臣,回想起汉朝建立的艰辛,以及本朝过往的董卓,再回到目下的曹府,交代得清清楚楚。徐凌霄在小说中借老黄与陆贾的口戏谑老谭:“叫天可算得是删诗书订礼乐笔则笔削则削的一位大删削家,一删就删去一半之多”,“谭老板可向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高兴掐哪一句就掐哪一句”。

老本《骂曹》后,还有《长亭》一折,演《演义》及《典略》中所述曹府众谋士至东门送行,被祢衡悉数嘲讽事,类似于《锁五龙》、《白蟒台》。这折戏已如祢衡绝响的《渔阳三挝》,人世不闻久矣。

听书小记

    月初的时候回国十天,趁着记忆尚存,简单写下几笔,也算是一些见闻吧。

    五号晚,蒙枯石瘦木兄安排,与合意太爷、小杜鹏老师如两年前那样又聚了一次。这次依然是携侣的携侣,单绷儿的单绷儿(这次买了本《北京话词典》,这不就用上了,以前还真不知道“单绷儿”是哪个 benger)。不过这回枯石兄已经是从二人组变为了三人行,有小宝随同。另外,这次枯石兄还约了一位段兄公平,段兄这比较容易记住的名字一说出口,那句“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他不起”的戏词儿就浮现于脑子里。经段兄自我介绍后,想起来是年初时帮打剧本的同好。后来回家一看,帮打《柴桑口》已经是十个月前的事儿了,还得感慨一下时间过得真快。

    与段兄聊的时候,他讲到了后海那边儿马岐先生的书场。对这个书场曾经在网上见过报道。听段兄介绍,马先生说书的风格与他人大不相同,加上后来席间杜老师与合太爷又讲到宣南的书场,一时心中痒痒,决定转过来的那周至少去一次书场,听一次现场的评书。

    关于小时候与评书的交集就不再絮叨了。但虽然通过电台和电视(加上长大后通过网络)听了不少书,却从来没有到现场听过。前几次回国也是因为时间不好凑,与宣南等几家书馆失之交臂。这次总算把时间排好,选在周三晚间去听一次。

    后海这片地方以前还真没来过,所以为了投石问路,和小豆花在五点多钟的时候就先到了康龄轩。门口挺大一块宣传板,比较好认。一进去,扑面一股烟气。在和店主确认了这就是晚间七点整开书的地方后,问了一句:“您这儿不禁烟么?”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而且据称“不光听书的抽烟,连说书的都抽”。惊讶之余,先撤出了小馆。所幸尚有时间,可以从长计议。

    听段兄说这个书场每次来的人不是很多,盘算不能每个人都抽烟吧?馆子虽然不大,但总还有腾挪的余地。保险起见,先到德胜门附近的一家小超市买了口罩,准备晚时使用。呜呼,当天京城雾霾重重,遮天蔽日,小豆子和小豆花尚且没有觉得有要戴口罩的必要,不想为了听一场书,倒要在室内封住口鼻。北京这几年公共场所(特别是餐馆)的禁烟固然有一些加强,但是整体来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题外多牢骚两句:若连一条小小的禁烟令都不能在社会上认真贯彻实施,人连这么点儿自制力都没有,则什么“依法治国”也只能是句空谈。

    牢骚已毕,吃完晚饭,在七点前赶回康龄轩。进门买了票,但见马岐老先生气昂昂好像尊佛爷似的端坐在讲台之上(马老的身量看着可比照片中要大型得多),正与台下的弟子交谈。和小豆花选了最后一排的位子坐定(据称其实还可以选拐歪儿处的位子,更能避开烟气的直扑,不过总还是要看着说书人的身段,故而退而求其次),静等开书。

    时候差不多了,马老从讲台上下来,坐在观众席的二排。弟子王军先上去说了段《彭公案》。其实这位说头段书的先生,是回来后通过网上搜索并对看相片才知道大号的。估计书场里台上台下都熟了,也不用介绍谁是谁,说的什么书(给的什么钱,钱还得带窟窿眼),上来就说。

    王军的书说得还是中规中矩的,风格更接近于电视、电台里的书。书中插入闲话的比例要比后面马老的少,但闲话的含金量可是比马老的低得多。加之王军在说书的时候,马老就在台下吞云吐雾,一根接一根,使得整体的视听效果打了折扣。这段书里,李堃、万君兆等都还是跟在杨香武身后的一群小孩子,想当年听《施公案》的时候,这帮人在书里的形象都已是中年人了,真是让人感叹尘世上新旧人的更替。王军每提到万君兆,脑子里就会回响起高盛麟《落马湖》里那句“敢是那八臂哪吒”的念白。

    王军的书说完,扣子留在万君兆被李佩闺女用迷魂帕熏倒。生书熟戏,此言不虚。这《彭公案》虽是生书,但因为更熟悉它后面那部《施公案》,所以倒真没替万君兆担心,知道这位后来不就成了李佩的女婿了么。

    马老上来说《龙图侠义》。前面已经说了,马老的闲话比例那是真大,扯东扯西,内容庞杂;倒是像段兄说的那样,老爷子因为以前见的多,所以除了对目下的一些新闻做评论外,还能够讲很多他自己亲历的典故。像这次听的书里,就讲到他当年在中国大戏院看李少春《野猪林》时候白虎堂一折的舞台规模。马老前半段的书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上的推进,但整场下来,书的进度还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段:从陈琳查验九龙珍珠冠到五堂会审艾虎,中间还是有不少是正书的内容,只是夹杂在各种野史逸闻三言二拍古今议论中罢了。加上当马老说书的时候,除了一位观众偶尔抽一口烟外,整个书场的空气较前半段要好得多(敢情整个书馆的恶劣空气都是马老自己一人造成的,真是应了店主东那句“连说书的都抽”),视听效果很好。马老的书挺耐听的,到最后二十分钟的时候,小豆子会时不时翻腕子看表,觉得流光易逝,眼看这书就要结束了,略有不甘。最后扣子留在杜文辉寻思要如何问出艾虎的破绽,无惊无险,但引得人还想继续听。

    按说《三侠五义》更算不得生书,但是经马老这么一讲,已大有要回家把这书重新翻阅的冲动。老先生真是有手段。

    书瘾又被勾出来了,得上网找些资源来过过耳。这次回京没有像往次那样抽出空去听相声,但是书馆的经历也是非常好的。及至下次回去,诸文娱活动间恐更难取舍矣(小豆花插话曰:“就都去呗”)。

谁是泄密者?

《华容道》这出戏,曹操在躲过赵云和张飞两番埋伏之后,有一段“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的唱,一般的版本如下:

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
眼落泪手捶胸怨恨苍天。
在中原领人马八十三万,
实指望扫江东奏凯归还。
又谁知那小周郎韬略广远,
蒋子翼引庞统来献连环。
我只说十一月东风少见,
诸葛亮他借东风妙算通天。
烧得我众兵将皮开肉烂,
只剩下十八骑这残兵败将好不惨然。

袁世海每唱至“东风少见”时,总要一声长叹,显出曹丞相无奈之心境,台下便是一阵窃笑。

上面这套词,概括地讲述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一把火之后的状态以及打大败仗的原因。估计当黄盖的小船撞到艨艟战舰的一瞬间,曹操就已经意识到了把船铁锁连环起来的问题;也意识到了:蒋干从江左请来的这位凤雏先生,分明就是献来了一条害人的连环计。是有“引庞统来献连环”一句。

说到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借东风》里藏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当蒋干表示自己愿意二次过江探听东吴虚实的时候,曹操感慨地说:“哎呀,子翼呀,你前番过江送了我两个水军头领,今番又要过江,莫非你要断送我八十三万之众么?”而实际情况正如曹操“预言”的那样,蒋干二次过江请来庞统给出主意,大造连环战船,彻底断送了八十三万之众。曹操说出这句无心之语,制造出来的戏剧效果,正是由于观众知道后续发展而剧中的角色并不知道,正显出了编戏人的高明。

说回正题。横槊赋诗之时,曹操还得意洋洋地向程昱讲解:“凡用火攻者,必借风力。方今时值隆冬,只有西南风,安有东北风?吾现居西北之上,彼军皆在东南,若用火攻,乃烧他自己之兵,吾何惧哉?”因此,曹操实在是没有想到隆冬时节会刮东南风,“我只说十一月东风少见”是句大实话。可是问题来了,接下来这一句,“诸葛亮他借东风妙算通天”。是谁告诉曹操,这出乎意料的东南风,是诸葛亮给借来的?

《华容道》舒桐饰曹操,红豆少主摄影
《华容道》舒桐饰曹操,红豆少主摄影

无论按戏文还是按《三国演义》原文,曹操都不可能知道。当时曹操预伏在东吴的两位奸细蔡中、蔡和还没有来得及再向他递交新的情报,就被周瑜拿去当牺牲给宰了。有鉴于周都督对诸葛亮嫉妒得要命,想必东吴方面任谁也不会在与北兵交战时大肆宣扬说今天晚上的东南风是诸葛亮给借来的。而诸葛亮自己在借风之后,便乘着赵云的小船返回夏口,调兵遣将,与东吴争抢胜利果实,并没有派关、张、赵等在截杀曹操的时候宣传自己有借风的超能力。

曹丞相虽然并不知有诸葛亮在里面“捣鬼”(其实也真没诸葛亮什么事儿,到日子该刮风就得刮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唱出“诸葛亮他借东风妙算通天”这句话来。京剧以及其他说唱曲艺形式,经常出现这种以旁观者的口吻(也就是如今说的“上帝视角”)向观众交代情节的。以曹操的这段唱为例,头两句“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眼落泪手捶胸怨恨苍天”即是站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描述曹操彼时狼狈的样子。后面“在中原”起则是曹操的心理活动,至“东风少见”,他还没有弄明白风向怎么就能变了呢,下一句则又以旁观者的口吻介绍都是诸葛亮的计谋。往下再转回曹操的视角,对眼前“几十个人七八条枪”大发感慨。

京剧唱词中人称视角的转换,就如同说评书的在讲一段故事时,时而进入人物以第一人称来说话,时而又跳出来,以说书的口吻描述及评价。搞明白了这一点,从曹操口中唱出诸葛亮借风的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东吴的文武群臣也可以放心,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挺好的。

曹子孝与夏侯惇

小豆子对《击鼓骂曹》这出戏很熟,基本上所有角色的词儿都能默下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年带在身边的磁带不多,所以无聊时总要反复拿来放。有限的几盘磁带中,有一盘就是杨宝森1954年的静场录音。对于这盘盒带,甚至还记得是在崇文门西大街紫金宾馆与梅园乳品店之间的那家新华书店里买来的(现在已改成只卖旅游类图书的专门书店,那会儿可是从那儿买了不少京剧和相声的磁带)。

有些戏听多了,就不太过脑了。比如这出《击鼓骂曹》,除了杨宝森的这版静场录音外,还听过不少版本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近来才意识到的。

曹操在向祢衡夸耀自己帐下诸人“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时候,列举了“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李典、乐进、许褚、张辽”之后,有这么几句,不少花脸是这么念的:

我儿曹子孝,人称盖世奇才;夏侯惇,可算无敌将军。

祢衡继而按人头逐一驳斥,给这些有名有姓的谋臣大将派了一堆看墓守坟击鼓鸣更的活儿之后,对曹子孝、夏侯惇两人的评价是:

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夏侯惇,可称“完体将军”。

问题是:曹子孝是谁?

如果单看戏文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揣测出,曹操要说的这位“天下奇才”的“儿”当是曹植曹子建。而曹操帐下姓曹字子孝的人物,是大将曹仁。为什么戏里面会把曹仁和曹植弄混了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演义》的原文(第二十三回),曹操与祢衡此处所说的话分别是:

(曹操语)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

(祢衡语)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

可见,《三国》中曹操与祢衡说的明明就是夏侯惇与曹仁这两位大将,与曹植没有任何关系,到了京剧里,就把二曹弄拧了。

这个情况暴露了以前编戏人的水平不高。大体可以推测一下这个讹误是怎么形成的:编剧大约没有太理解《三国》中为什么要称夏侯惇“天下奇才”,同时又没太搞明白曹子孝是哪位(以前可没那么方便随手 Google 一下)。于是想了想,曹操好像有个儿子,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还能七步成诗,好像就是叫什么“曹子啥”的,大概这《三国》里应该说的是他吧。再往下看,这位曹子孝被祢衡贬损为“要钱太守”。这太守嘛,好像都是文官的样子,那这个说的是曹植没错了。想必是《三国》写反了,我给它正过来吧。

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京剧台词里把夏侯惇和曹仁置换了评语的现象。要说单单置换了评语还不算太大的纰漏,可偏偏京剧里还要添上个“我儿”的蛇足,把个曹操的堂弟曹仁生生地降了一辈儿——这算曹操拿来占便宜的伦理哏么?

上面讲了,并非每位花脸演员都把这两句念成“我儿曹子孝”,也有不少人是直接念“曹子孝”的,但依旧把“天下奇才”与“无敌将军”弄反了。这戏要想演正确了其实挺容易的,就按《三国》的原文来,把评语换回来,去掉“我儿”二字,就算对了。不知道今天演这戏的花脸演员们,是否能纠正这个错误呢?

新春话《骂曹》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没有年三十直接过初一的年,总觉得有些匆忙了点儿。大约也是今年梨园没来得及提前排出新春特辑水牌子的原因吧(把责任推给历法了)。不过特辑照例已经开锣了,连续十天,希望大家喜欢。在此也给大家拜年了!万事如意!阖家欢乐!按照老规矩,贴一张加国农历年的纪念邮票——不过这蛇的设计真是太难了,不那么容易能给画得让人看着舒服些。

加拿大邮政蛇年邮票
加拿大邮政蛇年邮票

自从公历一月一日“偷走”了“元旦”这个名号后,留给农历正月初一的就只有“春节”这个称呼了。不过老戏里面,“元旦”自然是指我们今天要过的这个年。新春的舞台上都会是有吉祥好戏,即便内容不吉祥,名头有个好彩也是可以的,比如像《搜府盘关》,明明都要“三更时分斩杀世子”了,因为有唤作《黄金台》,而受到欢迎。据吴小如先生讲,早年马连良在元旦爱演《借东风》,取“一帆风顺”之义;而谭富英则爱演《定军山》,取“一站成功”之义。另外谭富英也会贴《骂曹》,因为该戏又名《庆贺元旦》。

《击鼓骂曹》这戏发生在元旦,戏词儿里说得明白。祢衡在曹府门前唱到:“元旦节与贼个不祥兆,假装疯魔骂奸曹”。按说这词儿其实不太好,“不祥兆”都出来了。不过,这只是给“贼”的,所以咱们这种好人家自然不用上心,只是围观看个热闹而已。

初进番邦的时候,身边的戏曲音像资料不多,那会儿网上的资源更没有现在的丰富。为数不多的几盒磁带里,就有一盘是杨宝森的《击鼓骂曹》。有一段时间一直听这盘带子,以致《击鼓骂曹》整出从祢衡到张辽的词儿都熟透了。

起初觉得祢衡在骂曹之后被“列公大人”相劝了几句,性情就立刻转变,未免太快了些。“自古道责人先责己的过,手摸胸膛自揣摩”之后,就“罢罢罢”暂息心头火,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因为相劝的言语里有威胁到自身性命及家属生存的话,“一家大小依靠何人”,祢衡的转变倒更像是为了保全家小而做的不得已之选。后来才明白,京剧不善表现人物内心变化,非此一剧。试看《战太平》之花云,几分钟前还“大骂贼子北汉王”,转眼间就“无奈何跪在宝帐上”,接着又是一“呸”,“你老爷愿死不愿降”。倒是《三国演义》原文上祢衡的性格始终如一,“衡不肯往。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扶挟而行”。

祢衡在回答曹操问“老夫奸在何处”的疑问是,并没有抓住重点。看看祢衡给出的理由:“他自幼儿举孝廉官卑职小,他本是夏侯子过继姓曹。到如今做高官忘了宗祧,全不怕骂名儿在万古留标。”说白了就是一个事儿:曹操不是老曹家的。没错儿,曹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曹嵩(夏侯姓)给过继到曹腾家,全家才开始姓曹,可这实在表现不出曹操有什么奸诈之处。曹操这个“把柄”在三国戏中总被人们屡屡拿出来说道,人们八卦的心态实在太强烈了。到后面祢衡下去换衣服,曹操对满朝文武问道:“祢衡道老夫奸,老夫我奸在何处啊?”众大臣一个个拍马道:“丞相是大大的忠臣!”曹操又问:“忠臣?”众人肯定地说:“忠臣!”曹操释然大笑。这劲头儿,衬着大白脸,真是一派奸诈之气象,过瘾!

祢衡骂曹前那段“谗臣当道谋汉朝”中,有一句“我有心替主爷把贼扫,手中缺少杀人刀”。须知历朝历代的大奸臣,上场的定场诗中常会有一句“舌尖杀人不用刀”以表示其阴险。这“缺少杀人刀”和“舌尖杀人不用刀”,两下一比,高低立见了,到底只是书生见识。

《击鼓骂曹》不仅别名《庆贺元旦》,还有《群臣宴》的别名。我国自古以来,过节就是吃吃喝喝外带找几个诸如擂鼓这样的娱乐活动乐呵乐呵。过年了嘛,图个乐子。可见,祢衡在这天跑到相府脱光了衣服击鼓骂曹,是多么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了。《骂曹》后面的《鹦鹉洲》,也就是曹操借刀杀人的效果,是单独的一出戏(《骂曹》后面的《东郊送衡》也已失传)。好在,《击鼓骂曹》的事收在元旦当日,收得很是时候,好歹这个年大家算在一通热闹之后过来了,至于后面事儿,且先不用提它了。

蛇年大吉!

《草船借箭》中的数学问题

今天就和着玛雅人预测的“末日”将来临的日子,据《草船借箭》的场景编了个段子。于是又想起来了这个“数学”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趁着这次又想起来了,赶紧记下来。这么严肃的问题,得在末日前抛出来,要不然来不及了。

京剧《草船借箭》里,鲁肃去探视诸葛亮造箭的情况,询问进展。诸葛亮假装忘记,做出惊惶无措的样子,使得鲁肃这位老实人见了很想帮助他,也才有了后面鲁肃对于诸葛亮“快船二十只、束草千担、青布帐幔、锣鼓全份、每船上三十名水军、备酒一席”这样的要求应有尽有的答复。

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诸葛亮 (白) 啊,鲁大夫。山人也无有什么要紧之事,大夫替我担的是什么忧哇?
鲁肃  (白) 啊?昨日你在帐中立下了军状,三天造齐十万枝狼牙。你的箭在哪里?我是怎么不替你担忧?啊?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哇?
诸葛亮 (白) 哎呀,怎么还有此事么?
鲁肃  (白) 啊?
诸葛亮 (白) 我倒忘怀了!
鲁肃  (白) 哎呀,他倒忘怀了!你看、看、看!
诸葛亮 (白) 哎呀呀!大夫,你我算算日期吧。
鲁肃  (白) 好,算算日期。
诸葛亮 (白) 昨日,
鲁肃  (白) 一天!
诸葛亮 (白) 今日,
鲁肃  (白) 两天!
诸葛亮 (白) 明日,
鲁肃  (白) 三天!拿来!
诸葛亮 (白) 什么?
鲁肃  (白) 箭哪!
诸葛亮 (白) 哎呀呀,我是一枝也无有哇!
鲁肃  (白) 啊?无有箭,怎么样啊?
诸葛亮 (白) 啊,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诸葛亮当着周瑜的面儿许下三天之后有十万狼牙箭,在剧中是“昨天”的事儿。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昨天”是十一月一日(十一月二十日诸葛亮就到七星台祭风去了)。古时候十二个时辰是一天,合现在二十四小时。还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现在大家熟知的单位——小时,来讨论这个问题。

诸葛亮三天为限造箭,周瑜自然是希望他失败了,因为三天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我们如果以周瑜的心理来理解这“三天”的时间,也就是现在说的72小时。在立军令状之后,72小时一过,诸葛亮就得有十万狼牙箭。因此,这72小时是“三天限”这个定义的最短时间长度,80小时也可以算是三天,85小时也是,总之只要不超过四天即96小时,都是“三天”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诸葛亮要在立军令状N小时候交箭,其中N大于等于72小时,小于96小时。当然,周瑜一定认为N等于72小时了。

这时候我们进入到“今天”,具体说就是鲁肃与诸葛亮对话的那个时候。此时距离“昨日”立状过去多久了呢?鲁肃已经数清楚了:“一天”。这一天的长度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正常来说,应该是24小时。但这里面肯定还是有误差的,比如23小时也是可以的,28小时也是可能的。这个差值不能无限大和无限小,总是有限度的,因为如果差出超过48小时,就不是一天的事儿了,而是两天。如果站在周瑜的立场,当然希望时间过得越快越好,72小时越早过去越好。

所以我们这里如果取最坏情况(最坏情况当然是相对诸葛亮来说的了)来假设:诸葛亮在十一月一日凌晨零点立军令状;鲁肃在十一月二日夜里二十三点五十九分见到诸葛亮并进行了上面的对话,那么这会儿时间已经过去了47小时58分,距离十万狼牙交付的截止时间还剩下24小时2分钟。

这是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不是这种极端情况的话,在鲁肃与诸葛亮讲话的时候,诸葛亮所剩下的时间只会比这24小时2分钟要更多,而不会更少。

这时候诸葛亮又数到“明日”,鲁肃那边也就数到了“三天”,于是说道“拿来!”显然,鲁肃认为,“昨日”、“今日”、“明日”是三天时间,那么“明日”就是交箭的日期了。

大错特错了。即便是上面最极端的情况出现,“明日”也即十一月三日一天全部过去,诸葛亮也还是有两分钟的剩余时间。即:交箭的时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明日”,而肯定是要到“后日”十一月四日才对。

鲁大夫过于“老实”,在诸葛亮“昨日”、“今日”、“明日”这么一数之下,也就“一天”、“两天”、“三天”着应下来了,于是把交令的日子错误地算成了只距立军令状两天之遥的“明日”,而把“明日”代表的“第三日”与“三日后”弄混淆了。

当然,从戏文本身来说,迫在眉睫的“明日”就要交箭的设定,使戏剧冲突一下子显出来了,远比说咱们俩数日子吧,“昨日”、“今日”、“明日”之后还有个“后日”要好得多。

不过,你也不能排除编戏的人不会数数 表情

《三家店》的笑话

10月27日去东城的周末相声俱乐部听相声。大轴是王谦祥与李增瑞的。买票的时候看节目单上写的是二位的《汾河湾》。主持人万海在报幕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节目的名字,于是心里也就默认是这个名儿了。一上来,二位的垫活儿果然也是和戏曲有关,说了几段京剧舞台上的事故段子。在讲完一个与《三家店》有关的段子后,二位突然就鞠躬要下台了——敢情换节目了。返场的时候,王谦祥说这是一个新节目,还有不成熟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云云。

确实,这个不知名的节目是有很大的提炼空间。虽然节目确实是有一个自始而终贯穿的主题,以及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忘词儿努嘴儿的表演,但是整个节目更像是几个舞台事故的小笑话拼组而成。笑话的重量也都差不多,便没有什么高潮,加上期盼着本来应该是《汾河湾》的部分最终没有出现,以致整个节目如同全是垫活儿的一般。

王谦祥讲述的几个舞台事故,基本上都有文字可循。不过最后一段《三家店》的段子,倒是新颖。先是向观众们介绍了一下这段著名的“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王、李二人更是“合唱”了这段流水。接着,王谦祥便开始讲述一次与此有关的舞台事故。现大致记录如下,还是挺有趣的:

某次某剧团演出《三家店》,演秦琼者于开演前闹肚子,欲上厕所。舞台监督恐耽误开场,不准。演员怒曰:“我去去就回,很快。”舞台监督仍不准,并于幕后喊了一嗓子“趱行者!”于是场面敲打起来,演员无奈,只得在二解差押送下登场。然腹痛难忍,不能定神,张口一句,便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误唱做“将身儿来至在大街上”。一字之差,辙口全错,只得将错就错,硬着头皮按江阳辙改唱,唱词如下: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上,
尊一声过往宾朋听端详:
一不是响马并豪强,
二不是歹人偷城墙。
杨林与我来争抢,
因此上发配到……廊坊。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广,
舍不得衙役们众兄长;
实难舍四邻朋友与我的好街坊,
舍不得老娘……白内障。
娘生儿,连心上,
儿行千里母悲伤。
儿想娘来难拜望,
娘想儿来泪双行。
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上,
叫一声解差……我要上茅房。

豆按:王谦祥演出此段,边唱边做,眼珠不定,表现演员心无定准、现编现唱的神情很到位,上面省略号的地方都是演员拖腔做思索状。不过这场相声看于近一月前,彼时王谦祥的江阳辙所用词句不能全记。所幸京剧水词儿之优势,在于其随意性,但能合辙通顺者,便可一用。然段子中所用如“廊坊”、“白内障”、“上茅房”等句,确是王谦祥所用之词。盖此几处为段子之包袱所在,记得最清。

从杨四郎见夫人说起

因为“投敌”主题的暧昧,京剧《四郎探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被禁演过。国共两头儿都是禁过的,显然这与意识形态无关。台湾那边儿禁了之后,艺人们曾经试图给杨四郎的投降附会上更光明的理由,妆扮成一个敌后间谍。回营探母只是表面现象,暗地里是“天门阵图随身带”。

大陆这边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有过一阵关于是否应该恢复《四郎探母》的讨论,之后该剧便算是一马平川了。全须全尾的《四郎探母》不断地被搬演,甚至都有泛滥的趋势,有了“探不完的母、起不完的解”的说法。

近些年,有专家看不惯《四郎探母》了。他们认为杨四郎回营探母也就罢了,叛国投敌也已经揭过去不说了,可是他探母之余,还要“到后面看一看受苦的女裙钗”——四夫人孟金榜,这就太不合理了。专家们考证,杨家将到前线打仗带着女眷很不合适;专家们继而又指出,杨四郎国内还有一房妻室,与我国“一夫一妻”的法理不容。不容怎么办?专家们就把这段给砍掉了。

专家们的说法自然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是在拿现行的法理来衡量一段古代的故事。如果真要符合我国法律政策的话,杨四郎压根儿就不应该存在,因为佘太君已经严重超生了。不去管专家们,先聊一下戏吧。

杨四郎见妻这一段戏,其实并不长,不到十分钟,要是光为了压缩时间则大可不必砍掉。四郎与夫人见面之后都是一惊,分向旁边的八姐、九妹确认,然后两人叫头、痛哭,格局与四郎见娘一段相仿。之后四夫人唱四句流水,末一句问道“你在何处把名埋?”四郎唱快板,虽然最后以“也免贤妻挂心怀”作结,但四夫人还是听到了中间那两句“萧后待我的恩似海,铁镜公主配和谐”,表示不满。四郎这时候有三句唱:“我的妻休把夫来怪,丈夫言来听开怀:夫妻们恩爱似山海……”之后哭头,紧接着谯楼上更交四鼓,杨四郎意识到需要急回番邦,便要辞妻起行了。

四夫人“听一言来奴不爱”的理由,自然是杨四郎在番邦招了驸马,又娶了一房妻室,而自己在宋朝这边守节。而杨四郎应付四夫人的三句词儿很值得玩味,他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头一句是先安抚妻子不要动怒,二一句大水词儿是要解释的前奏,三一句是典型的讨好之言,无非是说固然我又娶一房但咱们夫妻情份还在,而至于怎么个“山海”样,却尽在不言中了。这句也有唱作“夫妻只哭得肝肠坏”,效果和后面的哭头一样。杨四郎究竟想说什么呢?恐怕这种情况下他是说不出什么来的。面对为己守节的妻子,自己无疑是于大义有亏的。这种时候,作为女性的一方,无论是代战还是孟四夫人,都是一种“你可把我给坑苦了”的无奈,加上杨四郎的尴尬与夫妻重聚的百感交集,这里面是很有看头的。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古今很多法理不尽相同,但涉及到一夫多妻的情况,在舞台上古代人物的表现也都是在人情事理之中的,剧目并不因为有封建的纲常而把人物都塑造成一夫多妻的拥护者。从古至今的艺术作品一直是将一对一忠贞不渝的爱情作为歌颂的对象,因为这是一个不变的价值观。停妻再娶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也是要受到或多或少的批判,而受批判程度的大小则取决于原配妻子的反应。如果原配“通情达理”不去计较,三个或多个人那么“其乐融融”地过下去也不是没有,比如意淫到极致的《红鬃烈马》。可即便是《红鬃烈马》中的薛平贵,《赶三关》中在代战公主逼问谁是王宝钏的情况下,尚于心有愧结结巴巴地说道“乃是……孤的前妻”;《武家坡》中与王宝钏提及“西凉国女代战”的时候,亦是犹豫。编剧更在《赶三关》中通过宾鸿大雁的口道出“平贵无道”这样的话,无疑是对其逍遥西凉忘怀结发妻的咒骂。

不过当今社会,停妻再娶似乎已经不再受到道德上和舆论上的什么谴责。固然社会更加开放,但并不能因此把社会文明的底线拉低。从影视作品对于婚外恋的暧昧宣传,到今天如韩寒《南都娱乐周刊》之流大肆宣扬有悖婚姻爱情基本价值观的狡辩之词,甚至有人为此摇旗并为“一夫一妻制的受害者”呼喊,这已经不只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而是挑战人们的三观了。

在男女平等的文明社会试图宣扬男尊女卑的旧封建思想,与用现代法理来约束反映古代故事的剧目一样,都是反时代的,都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