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偶虹在他的《编剧生涯》一书中，提到“相继演出《将相和》的，有首都实验京剧团……还有明来京剧团……进步京剧团……言少朋在青岛，纪玉良在南京，白王昆、李铁瑛在天津……武汉、福建、石家庄等地，都有剧团演出此剧”，体现了当年“生净争趋《将相和》”的景象。
翁老先生当时大概还不知道，这出上佳的新编剧目，不仅在祖国大陆被各剧团争相上演，后来台湾的剧团也搬演了此剧，叶复润演蔺相如、高德松演廉颇，孙元坡演秦王，孙丽虹演赵王，也是一时之选。这个版本的录音现在可以从梨园上听到。
《将相和》，这出有58年历史的“新编历史剧”，应该早被默认为是一出地道的“传统戏”了，虽然当今的舞台上已经看不到从“完璧归赵”起演出的全本，但从“三次挡道”到“负荆请罪”，作为全剧的精华和高潮，仍然被大小剧团所搬演着，就《将相和》自身来说，是一个成功，也是所有后来新编剧目的一个参照物——怎样的剧目，才是可以流传下来的经典？
事实上，《将相和》在开始编写的时候，其同样肩负着一定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深化团结”的“团结团结更团结”之主题。把新编戏的不成功单纯推给它所承载的政治任务或者教化意义是不公平的，因为“乐人易，动人难”这样的课题，是早在元末明初就被剧作家们所提出来的。真正经典的剧目，除了演员的表演和好的故事情节之外，剧本本身以及所表现的内在意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衡量一个剧目是否经典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它是否被不同的剧团先后搬演过，而不是由首演团演出几场之后便束之高阁？放眼当今那些所谓的“舞台精品”，高下可判。
如上所说，《将相和》，能够让当时在台湾的演员抛开政治上的阻隔，搬演这样一出由北京市文化局在1951年就评定为优秀剧目的“匪戏”，其艺术上的成就，不言而喻。
今年是翁老先生百年，谨此为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