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姬》——昆曲、京剧、新京剧

这周又出公差了。

飞机坐多了,发现虽然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随身,但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在飞机起降的那十几分钟里,这些设备都得统统关上。这时候,传统的书本就显出优势来了。所以出门在外,还是有一本随身的书比较方便,随时可以翻阅。

不过书不能太新。对于新书,小豆子和小豆花都倾向于留在家里看。而书也不能太老,都开始掉渣儿的书带在身边,总要多加小心,生怕散架了。于是不新不老的二手书比较合适——当然也不能太厚了。比如这趟差带了一本《荣庆传铎》,大小薄厚都刚刚好,又是1997年北昆成立40周年时候编的旧书,正合标准。

翻来翻去,翻到了侯玉山老先生《昆曲〈千金记·别姬〉的演出和特点》一文。恰刚好,最近京剧界一个比较惹眼的玩意儿是美籍华人陈士争导演的“新京剧”《霸王别姬》。好一场“视觉盛宴”,但见:

在华彬歌剧院内,美籍华裔导演陈士争带领国际团队打造的新京剧《霸王别姬》却大胆创新,其中不仅霸王变成了红脸,还请出了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新京剧《霸王别姬》由京剧名家孟广禄、丁晓君主演,整个演员班底以北京京剧院青年团为主,主创团队则是导演陈士争带领德、美、英、意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组成的国际阵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剧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京剧唱腔,但服饰装扮和舞美都有突破,最后霸王与战马乌骓别离之时,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也被牵上舞台。

这位陈大导弄的满台特效,实在看不出对京剧的传承与创新有什么帮助。看看侯老关于昆曲《别姬》的论述,有一段正好说明这些舞美和宝马的多余:

全剧简单的角色搭配,却要演出来山崩海倒、生死离别的紧张惨烈场面,这就需要角色有相当的功力,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才不致流于“平、温、淡”的效果。

很多传统剧目,都是靠着简单的角色搭配和相当的功力,达到了让人叫绝的舞台效果。没有这种功底,甚至“不喜欢太程式化的表演”(陈大导语),那就不要试图用其他手段来找齐。因为京剧失去了其特色,也就不能称为“京剧”了。京剧如此,昆曲亦如此,其他艺术也是这样。

而京剧和昆曲的特色差别又是什么呢?翻看侯老的论述,有这么一个引子:

近年关于昆曲传统剧目的抢救继承问题,使我时常牵挂于怀。1986年夏季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京西戒台寺举办昆曲传统剧目培训班,我(侯玉山,小豆子注)将三出戏教授给了中、青年昆剧演员们,其中包括《千金记·别姬》。由于当时没有将排练此戏的意义以及传统演法中的珍贵特点强调出来,经改编汇报演出后,昆指委副主任、中国戏曲学院俞琳院长在《振兴昆剧两年纪事》一文中写道:“在汇报演出中,也有引起争议的,如《千金记·别姬》。删除糟粕、改动剧本,原也无可厚非,但创腔作曲,失掉北昆风格,项羽脸谱化装,靠拢京剧,背离抢救继承原旨,未免遗憾。”

也正是侯老看到了这段文字,感到没有尽责,也才有了这篇阐述昆曲《别姬》艺术特点的文章。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北昆特色的《别姬》?因为京、昆两种《别姬》实在是大不相同。侯老在文章中一再强调昆曲《别姬》与皮簧不同的道理。比如:

昆曲《别姬》中,虞姬只是霸王军中随侍的美女,并不是册封的后宫妃子(不用闺门旦扮演是有道理的),霸王通常只称呼她为“美人”,死后呼之为“美人!虞姬!”没有一处称其为“妃子”。虞姬在军中没有支配地位,不可能有“已命内侍再去打探”或“且听内侍一报”等口气的台词。这一点不同于京剧《霸王别姬》有其历史原因,而发展为以旦角为主的戏。

昆曲《别姬》的霸王虽无争战,但始终扎黑色硬靠(有护背旗)、戴金色霸盔(与韩信戴银色帅盔对照鲜明)。下场前由钟离目递过大号枪和大号马鞭。这是为说明垓下是一场恶战,军情已到紧迫阶段,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体现了项羽对军事的状况和事业的前途在心中始终是有清醒估计的,并不浑噩。客观上讲,这种扮相能强化表现项羽的形象和气势。与皮黄班中项羽扎软靠、戴夫子盔不同,更无“睡卧帐中”之举。

如此说来,以昆曲的标准,京剧《别姬》岂不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那么京剧是否应该按照昆曲的标准改动改动呢?其实不然,京剧里的那些被昆曲“指控”的东西,恰恰是京剧的特色。比如,京剧《别姬》里霸王称呼虞姬“妃子”,而不似昆曲那样严格地称呼“美人”,这种现象在很多传统戏里都有:《白门楼》的吕布不但管貂蝉叫“妃子”,还有“内侍”服侍,而这个“内侍”还管貂蝉叫“娘娘”。再比如三国戏里,刘备老早就“孤王”、“孤王”地自称了。京剧的这种不严谨的称谓,固然无法和昆曲的严谨相比,但也是其特色所在。

因此,对一出戏的改动并非是要以其他艺术形式的标准来作为参照,这种横向比较是无意义的。正确的戏改,是在这个艺术形式里做纵向比较,以艺术本身的特色作为参照,进行修改。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梅先生从《楚汉争》到《霸王别姬》的改动能够成功,看起来还是京剧;这也是如今各种试图以其他艺术形式作参照物并对京剧进行修改的作品屡屡失败、怎么看都不像京剧的原因所在。俞琳院长的话,不仅适用于昆曲剧目的继承发展,同样可以套用于其他戏曲形式的继承发展。

整理昆曲资料的注脚

昆曲的事儿,小豆子不止一次说过——不熟、不懂。

不过好在认识高人(这些年通过戏曲网站在网上能结识很多高人,一直是小豆子所欣悦的),比如像品菊斋,多年来都很热心支持梨园,不仅对京剧很在行,昆曲方面也是行家。今天梨园上一些资料的调整,就是参照了品菊斋的意见。

这批苏州的教学录像的录音是怎么回事儿呢?它们为什么有别于其他资料类型,比如一般的“静场”、“实况”、“唱片”甚至“电影”呢?

这些资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录制的一批传字辈演员的昆曲录像,其有别于其他资料的地方,摘一下品菊斋的原话作说明吧:

应该说那套录像的重点不在唱上,而在表演;“教学录像”的意思是强调其以表演为重,而不是唱。

我们听戏大约以娱乐为主,品菊斋已经把它提升到了一个不能误人子弟的高度。不错,既然梨园是“提供有典范价值”的精品录音,那么上面这批以表演为主的录音,如果不做特殊说明的话,看到是传字辈艺人的录音,对于初学者,是会产生误导作用的。强调了这是“教学录像”的资料,有助于听戏者对资料的理解。

另外,这些“教学录像”有别于正常演出的地方还在于,有些老艺人唱不上去的地方,由别的演员代替;有些艺人甚至便装上台表演。所以确切地说,录制这批资料的时候,就是抱着把这些表演上的东西留下来的目的。

谈到这儿,说两个和这此有关联的题外话。梨园书店有当时这批录像的目录,从剧目和演员上可以看出这是很珍贵的资料,尤其是这种重表演的录像资料。京剧固然有音配像这么个传承工程,但抢救老艺人本人的表演并做成教学资料的,我们没有看到谁做了,或者谁在做;而这方面类似的教学录像戏校是有的,而我们同样也没看到谁挖掘了,或者谁在挖掘;而戏校的学生,学出来之后,也没有看到谁演了什么失传的剧目,或者谁要演什么失传的剧目。咳!

那天合意太爷给传过来个《三娘教子》的录音,还调侃说:“我们都是‘传’字辈”。嗯,不错,我们都是在网上传录音的“传”字辈 表情

《八阳》

(小豆子更愿称《惨睹》为《八阳》——《惨睹》么,太惨了。)

当年听《明英烈》,到打下金陵,算是一个高潮的结束,以后江山定鼎,北赶大元一类的波澜不惊,直到朱元璋把一干开国元勋杀死的杀死,骂走的骂走,燕王挂孝征南,才又有听头,还曾经为朱沐英阵亡可惜了好一阵子。最后永乐登基,书告一段落。

及后再看像《奏朝草诏》这样的本子,对燕王这样灭人家十族的事情,很是惊讶。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有天壤之别的差距。

再看《惨睹》,景致又大不相同,俨然一场政治浩劫之后的凄惨景象。京戏戏词儿说得好,“自古江山只有争斗,哪有禅让之理?”

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像《明英烈》这样大赞特赞燕王征南的故事,大约是在永乐登基之后造出的一种政治宣传——政变成功了,就像政变时打出“靖难”的旗号一样,事后的宣传也是很重要的。至于另一方把朱棣又贬得一文不值,俨然一个《忠烈图》里的杨广,恐怕也是有偏于历史的。关键的问题是,派系斗争下产生的历史,尽管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但胜负双方都要来写历史,于是留下的玩意儿,通常就是让人很难很难看明白的。

反正看不明白,就不去争孰对孰错了。既然建文帝都看破了这些,我们这些听书看戏的,何必替古人感叹。

还是像以前说的,昆曲是难懂的——即便是俞振飞、郑传鉴这样大师级的录音。不过,这剧照是漂亮的,还有就是词儿,这“八阳”的惨景,是很值得人思考的。

《千忠戮·惨睹》俞振飞饰建文帝、郑传鉴饰程济
《千忠戮·惨睹》俞振飞饰建文帝、郑传鉴饰程济

坚守典雅还是走向通俗

东方网的评论一向一针见血,说在点子上。这次结合《十五贯》50年后再进京的评论,一样值得细品与深思。昆曲如此,京剧亦如此。遗憾的是,我们的决策者,除了像这样放一些乏味的官话外,很难有更好的作为。

坚守典雅还是走向通俗
作者:万润龙,摘自:东方网

5月9日晚上,由浙江昆剧团主演的昆曲《十五贯》在杭州胜利剧院演出,这次复排的《十五贯》,由周传瑛之子周世琮担任导演,主演则由团里“世、盛、秀、万”四代昆剧演员共同担纲。所有的观众领略了昆曲的幽兰之香,见证了昆曲艺术的后继有人。

再过一周,这台大戏将应全国政协邀请赴京演出。五十年前的四、五月间,就是这部《十五贯》,在京46天连演了47场,轰动了北京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此次《十五贯》的再度进京,是否能像50年前那样再次引起轰动效应,自然引人关注。

5年前的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中国的昆曲艺术名列其中。人们对昆曲的关注也陡然升温。

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的“百戏之祖”,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珍品。昆曲中的《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成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中的奇葩。许多文学青年和艺术人才就是通过这些名作才认识了王世贞、汤显祖、沈璟、高濂、李渔、朱素臣、孔尚任、洪昇等戏剧、文学大师。

18世纪后期,戏曲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开始走下坡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范围内已没有一个职业昆剧团。新中国的成立为昆曲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转机。1956年,浙江昆剧团改编演出的《十五贯》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全国相继成立了6个昆曲院团,韩世昌、白云生、朱传茗、周传瑛、俞振飞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及解放后培养的李淑君、蔡正仁、计镇华、张继青、洪雪飞、汪世瑜等一批优秀演员,整理、编演了《牡丹亭》、《西厢记》、《千里送京娘》、《单刀会》、《桃花扇》等大量优秀剧目。“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之说并不夸张。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多元化,使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严格的程式化表演、缓慢的板腔体节奏和陈旧的故事情节,与眼下舞台和荧屏的时尚性、娱乐性大相径庭,与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拉大了距离,与观众渐行渐远。

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曾就我国昆曲的现状提出过存在的五大问题:编剧人才严重缺乏;传统剧目严重流失;院团经费严重不足;昆曲生源严重匮乏;缺乏昆曲演出剧场。并就昆曲的振兴提出过相应的建议,其中主要就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培养出类拔萃的昆曲人才和大力培养昆曲观众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设想。

为了振兴昆曲,文化部曾于1982年提出了“抢救、继承、革新、发展”的八字方针,随后,又颁发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和振兴昆剧的文件,并于2001年12月制定了《文化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规划》。

为了让昆曲走出困境,政府部门和戏剧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努力,昆曲界更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抢救昆曲的呼声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昆曲应作为博物馆艺术,以保存为主,少谈发展。但此说显然有悖于“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确保生存,不遏制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昆曲必须革新,否则难以生存下去。但此说同样生出新的问题:如果对昆曲作大的改革,就有可能失去其昆曲的特性。

近年来,昆曲舞台出现了几缕革新的清风。由白先勇担任总策划和总制作、两岸三地联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成为中国舞台上一道全新的文化景观。此剧在北大、复旦等全国11所高校巡演,观众达7万人次,创造了近年来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由台湾实业家陈启德投资、邀请奥斯卡最佳舞美指导叶锦添加盟的苏昆《长生殿》又在北京、台湾等地巡演,依然火暴。去年,江苏昆剧院聘请台湾文学大师余光中为文学顾问,由北京话剧界的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重新排演青春版《桃花扇》,起用的全部演员平均年龄不到18岁,同样好评叫座又叫好。上海昆剧团赴德国演出时,刻意加强与观众的语言沟通和剧情沟通,部分演员在演出大厅公开化妆,试穿服装,西方观众看到了“原汁原味”的昆曲,直呼“太美了”,多次谢幕也不肯离开。与江苏、上海昆曲界形成对应的浙江昆剧团近两年来也大有作为,他们把昆曲唱进了校园,三年来高校演出和社会演出的场次每年都超过120场,还摄制了100余部昆曲折子戏录象。该团新创作排练的历史剧《公孙子都》已入围2005年“国家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今晚公演的《十五贯》则在剧情上做了取舍,将3个多小时的戏精练至2小时零5分钟。

昆曲界对昆曲艺术的改革尝试在戏曲评论界引出的反响并不一致。就在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为青春版的《牡丹亭》《桃花扇》叫好时,评论界却有专家对昆曲的“青春化”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昆曲是精湛的表演艺术,演员太年轻,他们甚至连“词牌”都不懂,如何胜任戏中的角色;盲目追求演员的低龄化,有可能影响艺术质量,不利于昆曲艺术的传播。

评论家朱为总先生曾对昆曲认知上的浮躁和粗糙提出过批评。他表示,社会对昆曲关注的焦点放在“通俗化”、“大众化”上,导致观众失却了走近这一文化经典的自觉性,并不能给予这“国宝”艺术最起码的礼遇和尊重。朱先生认为,昆曲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流行”于今天舞台,而是它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所曾经创造和凝定的成就与地位。文化地位、舞台现状和剧团状况,三者不能等同而言。

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忧虑的还是社会对昆曲的重视。5年前,与中国昆曲同时被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日本能乐在日本受到了国宝式的追捧,多家媒体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消息或以整版篇幅刊登广告予以祝贺,社会各界集会庆祝。而我国的媒体对昆曲宣传和传播的热情却远不如超女和流行音乐。浙江昆剧团团长林为林告诉笔者,日本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乐,我们却从未有这方面的规定。由于缺乏古典文学的教学,许多大学生,甚至中文系的研究生都不知昆曲为何物,这也是造成昆曲观众断层的重要原因。但一些大学教授却表示,大学文学史教材中涉及昆曲,而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却看不到舞台演出。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建议,把昆曲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项内容引入大学课堂,以此迈出普及昆曲的第一步。

这又让笔者想起了50年前昆曲“复苏”的三个细节。《十五贯》进京之初,剧场票房并不可观。4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观看了《十五贯》,作了三点指示:这是一出好戏;凡是有条件的剧团都要演这出戏;政法部门的同志都要看这出戏。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剧组成员并作了两次讲话。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论,其标题就是周总理的原话。昆曲和《十五贯》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不仅在北京的演出场场爆满,之后巡演8个省市,直接促成了全国现有6个昆剧团的成立。大有“昆曲成国剧”之趋势。

如今,新排的《十五贯》又要进京。在失却了50年前的政治氛围,中国的演出市场已经主要依靠票房运作的今天,昆曲《十五贯》能否再现50年前的辉煌,已经很难预料。“后继者任重道远,唯上下而求索。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浙江昆剧团团长林为林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