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又出公差了。
飞机坐多了，发现虽然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随身，但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在飞机起降的那十几分钟里，这些设备都得统统关上。这时候，传统的书本就显出优势来了。所以出门在外，还是有一本随身的书比较方便，随时可以翻阅。
不过书不能太新。对于新书，小豆子和小豆花都倾向于留在家里看。而书也不能太老，都开始掉渣儿的书带在身边，总要多加小心，生怕散架了。于是不新不老的二手书比较合适——当然也不能太厚了。比如这趟差带了一本《荣庆传铎》，大小薄厚都刚刚好，又是1997年北昆成立40周年时候编的旧书，正合标准。
翻来翻去，翻到了侯玉山老先生《昆曲〈千金记·别姬〉的演出和特点》一文。恰刚好，最近京剧界一个比较惹眼的玩意儿是美籍华人陈士争导演的“新京剧”《霸王别姬》。好一场“视觉盛宴”，但见：
在华彬歌剧院内，美籍华裔导演陈士争带领国际团队打造的新京剧《霸王别姬》却大胆创新，其中不仅霸王变成了红脸，还请出了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新京剧《霸王别姬》由京剧名家孟广禄、丁晓君主演，整个演员班底以北京京剧院青年团为主，主创团队则是导演陈士争带领德、美、英、意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组成的国际阵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剧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京剧唱腔，但服饰装扮和舞美都有突破，最后霸王与战马乌骓别离之时，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也被牵上舞台。
这位陈大导弄的满台特效，实在看不出对京剧的传承与创新有什么帮助。看看侯老关于昆曲《别姬》的论述，有一段正好说明这些舞美和宝马的多余：
全剧简单的角色搭配，却要演出来山崩海倒、生死离别的紧张惨烈场面，这就需要角色有相当的功力，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才不致流于“平、温、淡”的效果。
很多传统剧目，都是靠着简单的角色搭配和相当的功力，达到了让人叫绝的舞台效果。没有这种功底，甚至“不喜欢太程式化的表演”（陈大导语），那就不要试图用其他手段来找齐。因为京剧失去了其特色，也就不能称为“京剧”了。京剧如此，昆曲亦如此，其他艺术也是这样。
而京剧和昆曲的特色差别又是什么呢？翻看侯老的论述，有这么一个引子：
近年关于昆曲传统剧目的抢救继承问题，使我时常牵挂于怀。1986年夏季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京西戒台寺举办昆曲传统剧目培训班，我（侯玉山，小豆子注）将三出戏教授给了中、青年昆剧演员们，其中包括《千金记·别姬》。由于当时没有将排练此戏的意义以及传统演法中的珍贵特点强调出来，经改编汇报演出后，昆指委副主任、中国戏曲学院俞琳院长在《振兴昆剧两年纪事》一文中写道：“在汇报演出中，也有引起争议的，如《千金记·别姬》。删除糟粕、改动剧本，原也无可厚非，但创腔作曲，失掉北昆风格，项羽脸谱化装，靠拢京剧，背离抢救继承原旨，未免遗憾。”
也正是侯老看到了这段文字，感到没有尽责，也才有了这篇阐述昆曲《别姬》艺术特点的文章。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北昆特色的《别姬》？因为京、昆两种《别姬》实在是大不相同。侯老在文章中一再强调昆曲《别姬》与皮簧不同的道理。比如：
昆曲《别姬》中，虞姬只是霸王军中随侍的美女，并不是册封的后宫妃子（不用闺门旦扮演是有道理的），霸王通常只称呼她为“美人”，死后呼之为“美人！虞姬！”没有一处称其为“妃子”。虞姬在军中没有支配地位，不可能有“已命内侍再去打探”或“且听内侍一报”等口气的台词。这一点不同于京剧《霸王别姬》有其历史原因，而发展为以旦角为主的戏。
昆曲《别姬》的霸王虽无争战，但始终扎黑色硬靠（有护背旗）、戴金色霸盔（与韩信戴银色帅盔对照鲜明）。下场前由钟离目递过大号枪和大号马鞭。这是为说明垓下是一场恶战，军情已到紧迫阶段，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体现了项羽对军事的状况和事业的前途在心中始终是有清醒估计的，并不浑噩。客观上讲，这种扮相能强化表现项羽的形象和气势。与皮黄班中项羽扎软靠、戴夫子盔不同，更无“睡卧帐中”之举。
如此说来，以昆曲的标准，京剧《别姬》岂不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那么京剧是否应该按照昆曲的标准改动改动呢？其实不然，京剧里的那些被昆曲“指控”的东西，恰恰是京剧的特色。比如，京剧《别姬》里霸王称呼虞姬“妃子”，而不似昆曲那样严格地称呼“美人”，这种现象在很多传统戏里都有：《白门楼》的吕布不但管貂蝉叫“妃子”，还有“内侍”服侍，而这个“内侍”还管貂蝉叫“娘娘”。再比如三国戏里，刘备老早就“孤王”、“孤王”地自称了。京剧的这种不严谨的称谓，固然无法和昆曲的严谨相比，但也是其特色所在。
因此，对一出戏的改动并非是要以其他艺术形式的标准来作为参照，这种横向比较是无意义的。正确的戏改，是在这个艺术形式里做纵向比较，以艺术本身的特色作为参照，进行修改。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梅先生从《楚汉争》到《霸王别姬》的改动能够成功，看起来还是京剧；这也是如今各种试图以其他艺术形式作参照物并对京剧进行修改的作品屡屡失败、怎么看都不像京剧的原因所在。俞琳院长的话，不仅适用于昆曲剧目的继承发展，同样可以套用于其他戏曲形式的继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