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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整理《风尘三侠》的本子，里面的词句雅得很，一些定场诗和引子都很不错，也做了摘抄。后来一查，原来里面的词句很多都是直接搬自《红拂记》传奇，这也就难怪了，雅得不太像乱弹。

于是想起来《红拂传》这出戏，翻出了多年前买的王吟秋和赵世璞的DVD来看。这一版从中段开始，没有红拂夜奔的内容。

吴小如先生在《吴小如讲杜诗》一书中曾经提过他八十年代看王吟秋的演出，最后一场李靖、红拂与虬髯公饯别，红拂南梆子唱罢舞剑，舞剑之后应有最后一句“此一去再相逢不知何年”，那场王吟秋舞罢就没有唱。吴先生后来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王吟秋，王吟秋之后补录了那句。但是显然王先生后来再演也还会省掉这句，这版九十年代的录像即是明证。大约随着年龄的增长，舞剑之后需要喘息，无法平静地把最后一句唱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只不过就没有做到真正的“豹尾”。关于这段的原委，摘抄一下吴先生的文字：

我是戏迷，戏的结尾不容易结好，我看过程砚秋的《红拂传》好多次，程演《红拂传》有个条件，必须是侯喜瑞唱虬髯公。20世纪50年代初，程在天津唱，正赶上侯喜瑞在，我一看马上去搞票，要看这出戏。我主要想看侯喜瑞，程当然也好。程当年拿这戏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较劲，《霸王别姬》是1921年开始排演，1922年正式演出，靠舞剑叫座。程此戏，红拂与虬髯公分手时也舞剑，《别姬》唱二六，这个唱南梆子。我看过好几次，舞完剑戏就完了，这一次我坐得很近，舞完再唱一句。插一句，梅兰芳晚年演《霸王别姬》，舞完最后一句不唱了，那一句是“宽心且把宝帐坐”，再下一句“待听军情报如何”唱不唱无所谓，晚年就不唱了，这一句省略了没关系，不影响剧情。可是程《红拂传》的最后一句是“此一去再相逢不知何年”，这句不能省。最后唱这一句，我哭了，真是感动。剧情是一个饮酒的欢娱场面，舞剑助兴，舞完了，就是这一句，红拂内心的话说出来了。这不就是杜诗的“世事两茫茫”吗？这是50年代初的事，1958年初程先生故去。到了80年代，程的徒弟王吟秋也唱《红拂传》，他给我送了一张票，在民族文化宫，舞剑之后，王也把最后一句省了，我觉得很遗憾。他没有体会那一句真正的分量。第二天一早他来看我，征求意见，我就把自己的感受跟他说了，我说最后一句不能省，要唱出最深的感情。王很虚心，后来他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把这一句补上了。过去人讲做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这个“豹尾”很重要，杜甫“明日”两句，就是“豹尾”。这两句思想感情，与程砚秋的戏最后一句一样，越琢磨越深。

这是看录像时见到的“减法”。另外，在剧中，徐洪客和李世民对弈，试看李世民之手段，一旁虬髯公和李靖观棋。这里赵世璞搞了个“加法”，添了一段莫名的二六，其中有“双车直入夺魁首，骏马奔驰炮当头”之语。固然戏里面没有具体交代下的是什么棋，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两位国手显然下的是围棋，因为只有在围棋里，高手不必等到终局便可判定这里面的势，看出棋力孰弱孰强。加之下围棋比下象棋更要求人的全局观，也更雅致，符合李世民的“人设”。试想李世民和徐洪客俩人在那儿轮番“当头炮”、“把马跳”、“拱卒”、“将军”，弄得就像街边树下穿背心的大爷似的，烟火气倒也十足，可就没了世外高人的仙气儿。此处李靖只要像剧本里那样静观棋盘上风云变幻，转眼徐洪客推枰认负即可，不需要来这么一段多馀的唱。

这个录像所见的一加一减，都造成了对塑造人物和烘托氛围的破坏，实应该再多推敲推敲。当然，这种小处的改动相比现在的新编造魔，破坏性已经算是微乎其微了。

读张恨水的杂文，看到一篇讲《打渔杀家》谬误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以前没有注意过的细节：

《打渔杀家》，尚有一事，万万须改者，则为萧恩唱“夜晚”一段之后，桂英唱两句摇板。词云：“遭不幸我的母早已亡故，撇下我到如今一双大足”。将嫌大脚入于唱词，实属不雅……唱后接萧恩云：“为父叫你不要渔家打扮，为何偏偏渔家打扮？”桂英云：“孩儿生在渔家，长在渔船，不叫孩儿渔家打扮，怎样打扮（自然有理）？”萧恩云：“哽！不听父言，就为不孝（这叫无理取闹）。”桂英云：“爹爹不必生气，孩儿改过就是。”萧恩云：“这便才是。”不知为何要加入此一段。殆编剧者甚恨大脚借题发挥欤？

把《戏考》翻出来看了一下。这个本子整理得比较早，已经不记得了。原来以前演这戏的时候，还真是类似的唱词：

遭不幸我的母早年亡故，
抛下我到如今一双大脚。

这里的“脚”显然是按照上口字 Jio 的发音走的，和萧恩前后的唱一样，都是波梭辙。

萧恩父女二人后面的对白，在现今的舞台上并没有改动，这大约是前辈艺人对这段对话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读周信芳的文章，可知他认为这段对话，是第一场戏和第二场戏之间暗场交代的故事：因桂英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萧恩便让桂英不再渔家打扮，同时觉得女儿就要出嫁，自己便无牵无挂，不受作渔家的气了，一边欢喜，一边又不舍女儿，因此“昨夜晚吃酒醉“。而桂英则是对于自己的婚事害羞，没有立刻改装，因此上场之后也是有犹豫的神态。这段对话没有了前面的“大足”，也就没有了无理取闹之感，保留着倒也无妨。

倒是桂英自叹的“大足”唱段，如张恨水所愿，早已随着缠足本身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看民国后期的剧本便已经是这样了，更不要说已经留下来的录音和电影，也都不见了“大足”之叹。原编剧者在剧中为何突然让萧桂英对自己的“大足”大发感慨，不得而知。这个插入非常突兀，难怪张先生会觉得编剧“甚恨大脚”。

作为劳动妇女，萧桂英本不应该为自己的大足叹息，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剧中的古人与今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境界。而且即便今天的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束缚，却仍然会面对其他泛起的旧道德沉渣，各式各样的“天花板”，甚至包括加于身上的有形锁链。男女平等，前路依然漫长。

国际劳动妇女节前有感。

2000年的12月27日，小豆子开始抱着《戏考大全》在键盘上敲打起来，三个月之后的2001年3月，在亿唐网上搞了个小网站，也就是还没有正规域名的“中国京剧戏考”网站。所以虽然是要到明年3月才是网站的二十周年创建纪念日，但是12月27日，是网站开始的开始，奠基的奠基。一晃二十年了。

总要搞点儿有意义的事儿来纪念一下吧。最好的事情无外乎就是像二十年前那样，自己打一些剧本出来。近些年虽然也偶尔会自己打个本子，但是重心已经转移到整理诸同好帮助录入的本子上，自打数量远不似初期。正好小豆花今年初（疫情前）在图书馆挖到了本小印量的书，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对于这种流传不广的书，数字化应该是最好的传播方式了，而正好也满足了自己敲打出一批剧本的初衷。

1992年，台湾的音韵学家李炳莘建议钱培荣出版余派标准戏词，并请将孟小冬当年为钱氏说戏录音一并出版，“以为后学准绳”。于是钱培荣献出其手抄十二出余派戏词，由李炳莘撰写余叔岩、孟小冬、钱培荣三代小传，定名《余派戏词钱氏辑粹》。出版后未对外发行，只典藏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内，分赠于余派同好间，内地则极少流传。到了1995年，籍天津召开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之际，海内外的余派名家决定再版发行该书，由李炳莘对照孟小冬说戏录音进行了校核。因钱氏抄本只有主角唱念，特请范石人对各剧配角唱念进行补充（只有配角的场次则从略），遂成完本。该书交由天津津华胶印厂印刷，一无出版社，二无ISBN，三无定价（只标“工本费20元”），印数仅一千册，仍是一本内部交流的小书。

现在这本书中所收的十二出剧本已经全部录入完毕，正在做最后的校对，很快就会陆续增加到网站上。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也希望戏考剧本录入二十周年的小礼物能成为明年更加光明的一部分。

陈云君题词

辜振甫题词

刘曾复题词

《戏考》的拼图第二季来了！

三年前找回消失了的第三本《狸猫换太子》之后，以为这个拼图之谜就算全部解开了。不曾想，大东书局当年的拆兑，原不止那些。只不过当时没有乘胜追击，把原版的那套《戏考》与后来的从头至尾比对一遍，以至于到现在才发现另一桩“分尸血案” 。

其实如果再仔细一些的话，早就应该发现这个问题。以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的那套《戏考大全》为例，其中除了没有第三本《狸猫换太子》之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连台本戏《山海关》的排列顺序：其中头二本、三四本和五六本分别出现在第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册中，可是第七八本的剧本却出现在了第二十二册中。因为《戏考》中其他剧目也有类似现象，比如第一册先出了《乌盆计》，后来多少册后又出了该剧的前本，《连环套》也是先出了三本的拜山，而后才出的头二本与四本，所以并没有太在意。但实际情况是，这又是大东书局的移花接木，通过与之前讲过的类似的拼接方式，直接使第九、十本的《山海关》和八至十六本的《天宝图》人间蒸发。

本次的拼接手法较之前要简单得多，就是第二十二册与第三十册两本打散了之后再重新拼插一下。与上次提到的“案件”不同的是，这次的“作案动机”很让人难以捉摸。即便出于未知的原因，大东书局手头的第二十二册戏考是残缺的，没有尾巴，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把残缺掉的尾巴（也就是八至十六本《天宝图》）忽略不计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去动第三十册。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手头第三十册出于什么原因中间也缺失了，才不得不搞这种拆兑。总之，本次作案动机虽然不明，但是作案手法则更加高明——或者说这次“销赃”比较容易。因为“处理”掉的九、十本《山海关》和八至十六本《天宝图》都是属于连台本戏里末尾的本子，所以即便没有，也并不是所有人会发现它们消失了，而会误认为《山海关》只有（或只收了）八本，《天宝图》只有（或只收了）七本而已。并不会像《狸猫换太子》那样，中间出现一个大窟窿，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对头。

拆兑现场还原

所以接下来又要对已有的《戏考》编号做相应的矫正，改回最原始的中华图书馆的排序。

另外一个相关的信息是：前一阵在一位叫“戊戌”的网友的帮助和建议下，把《国剧大成》里原来认为是与《戏考》同名而隐去的剧目恢复出来了。这些剧目很多都是以某戏第几本的名目出现在《国剧大成》里的，比如二本《玉堂春》，又作《起解》，该剧本一直被误以为是和《戏考》里《女起解》是一个本子（《国剧大成》里大部分与《戏考》的同名剧本确实是同一个本子），但是仔细核对发现有很多明显的不同，是更接近于现在演出的版本。另外又如头至四本的《五雷阵》，其中第三本与《戏考》一样，而头、二、四本则完全是新的。以前只是把第三本隐藏起来，在《戏考》的版本上加注其所没有的“三本”以拼出一套，现在则完全恢复《戏考》本来的原貌，去掉“三本”的字样，而把《国剧大成》中的三本《五雷阵》放回，与其自己的那几本成为一套。以前这么拼插有些天真，以为凑成一套即可，完全没有注意到保留原书的本来面目。也许，大东书局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拆兑的那几本书。

最近戏考的后台在搞升级，顺便在做一些前台的优化，这批编号更改之后，网站应该可以有一个更新的面貌呈现给大家，到时候再细说了 。

读《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段摘抄胡渭的《禹贡锥指》，内中讲金银的折算比例。由金子多少换的说法，想到了京剧《南天门》里曹福拿着曹玉莲的金耳环去换钱的情节。当时店家让伙计“按市价合来”，伙计有云：

金耳环一对三钱重，金子十四换。三得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找大钱二百。

这段换钱的戏之前，还有另一个店家，拿着金耳环不识货，反倒质问曹福金子是什么颜色的。当曹福说金子是黄色的时候，店家立刻就翻脸了，斥责“我们这儿的金子是绿的，你这是生黄铜！”这第一段换钱，又与后面雇脚程的遥相呼应，那个脚夫也斥责曹福说：“广华山惯出豺狼虎豹，吃了你的人算不了什么，要是吃了我的牲口，你赔得起吗？”甚至还预言性地骂曹福说：“有钱是你的，留着买棺材吧！”曹福遭了这两顿骂，都是无奈地感叹：“人不在势，这金子都变成了铜了！”“人不在势，都不如畜类了！”只几个演员前后几句台词，就把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写得透彻，实在是妙。

《禹贡锥指》谈到金子的价格，说在元朝“金价十倍于银”，而元朝之后：

明初，直又减。洪武中，每金一两当银四两或五两。永乐中，当银七八两。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金愈贵则政愈乱，君子可以观世变焉。

根据上面的说法，金子愈逢乱世愈值钱。即便今天的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当局势或市场出现动荡时，投资者一般会买入黄金以求避险，进而推高黄金的价值。而对比一下京剧《南天门》里的市价，我们可以看到，《南天门》里天启朝的“十四换”比其后崇祯朝的历史真实价“十换”或“十三换”还要高。未知是否是编戏的人有意为之，但戏中的这个市价，确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天启朝阉党乱政、国是日非的社会状况。

看戏，亦“可以观世变焉”。

题外话：标题里，六畜占了仨。

扫了一遍鸡年的春晚，要吐槽的点太多，跟他们犯不着较劲。仅就最相干的两条絮叨一下吧。

冯巩一如既往地以“相声剧”的名目演出小品。这些年来他的那些作品毫无相声的痕迹，三翻四抖等相声技巧一个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还死活不愿意抛弃掉“相声”的名字？直接理直气壮说自己在演小品不好么？难道是要表示自己还坚持在说相声？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第一例。

春晚的戏曲节目越来越鸡肋。每一位演员演唱的时间长度绝对与他们事前扮起来所花的时间成反比，更不要说除了对唱之外，其他唱段基本是在合唱，譬如俩包公、六个黄忠、十一个穆桂英，大有闹妖的感觉。这种合唱，让你根本听不出来每个人唱的怎么样。少数独唱或对唱的也会配一群伴舞的。戏曲为了“适应”晚会的环境，从整台戏缩减到折子戏，再从折子戏缩减到唱段，进而唱段也被催得只剩下快板、流水一类快节奏的板式，再到现在动辄人海战术的合唱，已经失去了戏曲本身的味道。

春晚戏曲唱段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原唱段做胡编乱造的修改。以今年的京剧唱段为例（地方戏不太懂，但貌似地方戏每年都是那几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为救李郎离家园”，这么重复也是个问题），《对花枪》的那段西皮，唱词被修得如胡言乱语的呓语。先看一下原词：

未曾开言好心酸，
不由我双泪洒胸间。
自你走后四十载，
为妻盼你掉朱颜。
两眼望穿泪涟涟，
十夜常有九不眠。
如今儿孙俱长大，
你我夫妻得团圆。
不曾想你却把心变，
做了忘恩负义男。
今日若不望众将面，
定叫他跪死在这寨门前。

很显然，这段唱并不适合登上春节的舞台——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我们的艺术家们，不知道是只会这一段，还是要显手段，愣是把这苦情的词儿给改了：

未曾开言好心欢，
点点喜泪洒胸前。
自你走后四十载，
历尽艰辛苦度时光。
思念夫君依门望，
我朝也盼来晚也盼，举家大小喜洋洋。
你我老来重相见，
一家大小笑开颜。

改得连辙口都不要了，可以在言前与江阳两辙之中任意穿梭。新社会不仅可以把鬼变成人，还可以把斥责忘恩负义男的唱段变成喜歌儿！

不过《对花枪》本来就是新编戏，他们爱怎么糟改就怎么糟改吧。可是艺术家们还不尽兴，还要拿传统戏开刀（当然这在戏曲舞台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所谓的《定军山》，六个黄忠一共就唱了三句，没有一句是老词儿：

宝刀一举明又亮，
金盔金甲放光芒。
定军山前旌旗展，

这大约是“宝刀一举红光放，无知匹夫丧疆场”那儿来的，但是莫名其妙。

所以，如今的春晚舞台，戏曲节目演的已经不是正儿八经的戏曲了，所标的剧目名字也已经和剧目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第二例。

周末的时候，与小豆花逛一年一度的旧书市。除了买到了几本书之外，小豆花眼尖，发现一张写着“京剧”的黑胶密纹唱片，小字儿全是英文，细辨之下，原来是1955年中国艺术团在巴黎参加第二届国际戏剧节的实况录音。里面除了三场京剧选段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民族音乐，略微“文不对题”。不过不管怎样，早年域外的演出录音还是比较难得的，特别是这玩意儿没什么人认识，五块钱拿下。回来按照英文的剧名和旧式拼音的人名，得出三出京剧的名目如下：

• 《白蛇传》（叶盛兰、杜近芳）
• 《霸王别姬》（杜近芳、赵文奎）
• 《除三害》（李宗义、赵文奎）

根据时长大概判断，《白蛇传》应是《断桥》的部分，《除三害》应是《路遇》的部分。家里没有唱机，没法儿听。那位问了，没法儿听买来有用么？没关系，日后回国交给合意太爷就都有了。

由于听不到响动，就先做点儿“表面文章”，聊一下这几出戏的剧名翻译，它们与现在流行的翻译不太一样：

• 《白蛇传》：The White Serpent（1955年）；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当下）
• 《霸王别姬》：The Farewell To The Favourite（1955年）；Farewell My Concubine（当下）

《白蛇传》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蛇的名称。尽管 Snake 与 Serpent 在中文语境下都是指蛇，但是 Serpent 在西语语境中，还有神话色彩。最著名的当属希腊神话里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此公后来升天之后化身蛇夫座，其手中的蛇杖在西方世界是医学的象征，现在很多医疗机构都有这个标识。这条盘在手杖上的蛇，在英语中用的即是 Serpent。考虑到白娘子与许仙开的药铺也是济世救人，这出戏名的翻译用 Serpent 比用 Snake 要贴切，更有其象征意义。当然，Serpent 比 Snake 要生僻些，英语中混用的情况也很常见。

世界卫生组织的旗帜上也有这条蛇杖

《霸王别姬》的翻译，自从同名电影问世以来，似乎就是定型为了“Farewell My Concubine”（永别了，我的小妾）。看一下以前的翻译，在字面上更加含蓄。毕竟虞姬是霸王的爱姬，用“最爱”来衬托这“永别”的悲剧色彩，没有“小妾”那么直白，感觉比直译要好。

至于《除三害》之所以没有列在这里比较，是因为这个戏近多少年来好像都没有入过派往海外演出团的法眼，难以比较。倒是今年纽约梨园社京剧专场有一折《除三害》的《路遇》，演出英文的介绍是“The Three Menaces”（三个危险）。1955年时的翻译是“The Three Scourges”（三个灾难）。两个翻译的思路一样，只点明“三害”，而不讲“除”，简洁一些，而且只演《路遇》的话，也就谈不到“除”了。另外，这些年出国演出的京剧团，在戏码的选择上，特别是定位演给外国人的戏码上，多以《三岔口》、《闹天宫》为主。老外固然因为语言障碍听不懂大段的唱腔，但毕竟唱念占了京剧表演的很大比重，如果想把自己的艺术全面地展示给别人，还是应该选四功兼顾的剧目组合为是。

京剧剧名的翻译，一直以来都在遵循的一个化繁为减的原则，尽量指出剧名所涉的重点名词和动词，很多在中文语境下包含更多内容的剧名都变得更为简单。考虑到西语系观众缺少相关的文化及历史背景知识，这种翻译方式还是较为得体的，更何况很多京剧剧名本身的中文名字也都是至简的风格，比如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便是一出戏名了。所以看一些如今新编戏的名目，什么《贞观盛事》、《曙色紫禁城》、《风雨同仁堂》，一眼望之就不是京剧的命名风格，更不要提戏本身了。

《铡美案》这戏，不光老包劝小陈的那段西皮原板好听，后面几个人的散板，也是很有趣味。尤其是其间还加了老包的一句“呸”，把对这仗势欺人的负心汉的愤怒全部集中在这一口唾沫里，真是解气。

几个人在开封府对唱的散板，有值得把玩的地方。比如包公见陈世美当堂不认前妻，呵斥一声后，唱：“你命韩琪行刺到，来到开封还不招”。陈世美问“我命韩琪有谁晓？”包公答“现有你府杀人刀！”陈世美问“为何有刀无有鞘？”这一句话，把包公给噎到了，支吾无措。幸好旁边儿的秦香莲接过话来：“刀鞘现在韩琪腰”。包公一下又来了精神，赶紧吩咐“王朝与爷取刀鞘”。王朝下去取证，很快回来“取来刀鞘相爷瞧”。包公于是得意：“刀对鞘来鞘对刀，件件是实你还不招”。陈世美一见，当时就傻了，能想到的就是“三十六计走为高”。

为什么检方和被告都对这把刀的刀鞘那么执着，纠结不放呢？驸马府的刀无法证明韩琪是陈世美指派的，难道有了刀鞘，就可以证明了？

这里大约的逻辑是：作为凶器的一把钢刀，完全可以是随便找来的一把刀，并不能说明是驸马派的杀手使用的，但是这把凶器可以很合适地插入挂在韩琪尸身上的刀鞘，则说明这把刀与这个刀鞘是一套，由此可推导出这把刀是属于韩琪的。至于为什么能从持有凶器的是驸马府的韩琪而推导出韩琪就是驸马派来杀人的，老包没有任何推导，小陈自己就心虚要跑了。

北京京剧团拍这个戏的电影时，砍掉了这几次往来的刀、鞘之争，老包唱完“现有你府杀人刀”之后，把刀往堂下一扔，太监捡过来给小陈，小陈定睛一看，镜头一个特写——“墨墀宫制”，便交代了这凶器是驸马府的，比较直接。

镜头特写

舞台上演戏，观众肯定看不到钢刀上刻了什么字，所以只一把刀很难说明这就是驸马府的。而有了韩琪身上的刀鞘，这条线就联系上了。因此，“刀对鞘来鞘对刀”的演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只不过，要是真追究的话，刀也好，鞘也好，韩琪的尸身也好，尽管都是驸马府的，但是都不能说明杀手就是驸马指使的。人证和物证都没有，秦香莲这案子放在现在简直没法打了——当然，要放在现在，三官堂那儿可能有监控录像可以取证。

京剧里的审案，很好地继承了很多公案小说的审案方式——完全不讲证据推理，直接上来就让“从实招来”，若是“没有什么招的”，那就是“不动大刑，谅尔不招。来，大刑伺候！”接下来就是五刑严法。一般这种情况下，大奸大恶也就认了。有时候捉来的土匪恶霸都不用上刑过堂，直接正法就成了。要是不看扮相，这些正派大员的断案方式和鼻尖画豆腐块的丑角儿“胡图”官们没什么两样。清官真碰到什么疑难案件，也都有神仙土地之流来给托个梦显个灵，直接指认真凶。或者像包公这样的，不仅有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一类的道具，自己还可以到阴曹直接向被害人询问案情。

因此《铡美案》里的“刀对鞘”，只是在表现一种双方在公堂上针锋相对的情况，而到底大家说得有多在理，推理得有多严谨，青天大人有多讲逻辑，都不重要。看戏的也不是来看刑侦片，不是冲着这些，而是冲着公堂上的热闹来的。咬紧牙关就是不招的小陈，最后凭一张状纸一把刀鞘，就给送到铡刀里去了，观众还都很满意，大快人心，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一直以来，依法治国难啊！

《国剧大成》这套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台湾的张伯谨根据自己所藏的京剧剧本及中央研究院所收的诸本整理的京剧剧本集。

记得十四年前刚看到这套书的时候，还以为张伯谨与张伯驹有什么关系呢。后来知道俩人的关系也就如李宗仁和李宗义一样——没有关系

这套收了将近六百个本子的书可以与五十年代隔海相望的大陆出版的《京剧汇编》相媲美。按照书的序言，原计划“第一期先印四百出，第二期再印四百出，均以一百出订为一集，共八集”。这八百出的本子还差了两百出，但集数已经是十二集了。不清楚在出版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按照剧目的排序，从吉庆戏开始，夏商周以降直到最后一出民国戏《阎瑞生》，时间线已经走完一遍了，不像还能再继续出的架势。而且这套书在剧目编号上自己已经混乱了：第三集第一出《斩熊虎》应该是总计的第99出剧本，被编号为85，这个问题直到第九集才调整过来。

《国剧大成》由当时在台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国剧研究发展委员会出版，出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和对岸打对台。因为当时在台湾演出所用的本子，“甚至于偶得一二种毛贼江婆监制的剧本”，演员“如获至宝”，对“其中所改窜重写之处，无由校正，其中蕴积之宣传毒素亦不提防”。所以，系统整理出版这批老剧本，是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治任务。京剧百年来凡此大型工程，乃至其自身的兴衰荣辱，无一不有政治力量于中左右，两岸皆同，国共两党可真是同宗同源。所谓豁牙子吃肥肉——谁也别说谁。

书中所收的剧本，其中一大部分来自于以前的《戏考》，从剧情介绍到剧本本身，都是直接搬来用的。还记得《戏考》那《狸猫换太子》的大谜团吗？显然张伯谨在整理他手中剧本的时候，也发现了《戏考》里没有三本《狸猫换太子》这一奇怪的现象，但由于《国剧大成》的剧目排序是完全按照朝代来的，若是头、二本之后接一个四本就太不像样子了，于是就把四本直接改成“三本”登在了书里。这个办法虽然看起来好，但由于二本与四本之间的故事完全不衔接，加上有《戏考》原书做比较，还是很容易戳穿的。

鉴于《国剧大成》与《戏考》的这些重合，最初为了避免重复录入，在把目录登在网站上的时候，把同名的剧目都择掉了。不过这么按名目而非具体内容淘汰，有时候也会出现“错杀”的情况。比如后来发现《国剧大成》里的《锁五龙》就是全本的，包括前面单雄信踹唐营等情节，所以后来又在总目里补上了，但因为当时编号已经定下来了，再把这个本子挤回去势必造成诸多剧本编号的更改，于是就暂时把它的编号排在了最后。

《国剧大成》

所以这就是本次要谈的一个事情：把《国剧大成》的剧本重新编号。每一集所有剧本都会按照正常顺序排号，即便与《戏考》一模一样的本子，也会有一个《国剧大成》02系的编号；但是这些重复的本子将不会在网站的总目里显示出来。这样的话，虽然总目的编号将会出现跳号的情况（比如02008036《下南唐》之后就接02008040《五台山》了），但如果日后认真比较发现有些同名的本子其实与《戏考》所载是不同的，则只需把这个本子加回到总目里即可，它后面的剧本编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重新编号的工作大约会用一个月的时间做好，期间会再比对《国剧大成》与《戏考》中同名剧本的异同。

尽管《国剧大成》收了很多与《戏考》相同的剧本，但是这套书还是在包含了很多别的书里没有见过的剧本，比如很多《封神》戏、《西游》戏的本子，又比如很多连台本戏，像四本的《七擒孟获》、十本的《九莲灯》、六本的《双尽忠》等，如陶希圣在序言中所说：“此类均为我未曾见知而颇感趣味之戏剧”。

在《国剧大成》的本子重新编号前，做个说明，顺便把这套书的一些情况介绍一下，做个笔记。

梅葆玖先生一周前去世了。之前曾听说梅先生住院了，情况不太好，没想到这么快就驾鹤西去。

因为和梅先生有过匆匆一面，觉得还是应该写上几笔。不过十几年前的事情，加上当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在只剩一个模糊的印象。

那是2002年暑假的一天，应该是一个下午，突发奇想去梅兰芳纪念馆转转。在馆里正转着，就那么巧地碰到了梅先生。彼时梅先生好像在和一个学生讲话，不好叨扰。于是跑到旁边卖纪念品的地方，买了一本《梅兰芳传》和几张明信片，在梅先生得空的时候讨了几份签名留作纪念。大约记得梅先生在讲最近忙着指导《西施》的音配像工作。现在回头看看这份音配像最后的字幕，2002年7月录制，正是那个时候。如今只有感叹音配像还算做得及时，再晚几年，老一辈的人可真凋零得不剩什么了。

那会儿梅先生笑眯眯的，很有亲和力，与以往照片中见到的一样。特别是站在纪念馆的四合院中，给人一种老邻居的感觉。

一面之缘，是为记。

梅葆玖先生的签名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