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价

《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段摘抄胡渭的《禹贡锥指》,内中讲金银的折算比例。由金子多少换的说法,想到了京剧《南天门》里曹福拿着曹玉莲的金耳环去换钱的情节。当时店家让伙计“按市价合来”,伙计有云:

金耳环一对三钱重,金子十四换。三得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找大钱二百。

这段换钱的戏之前,还有另一个店家,拿着金耳环不识货,反倒质问曹福金子是什么颜色的。当曹福说金子是黄色的时候,店家立刻就翻脸了,斥责“我们这儿的金子是绿的,你这是生黄铜!”这第一段换钱,又与后面雇脚程的遥相呼应,那个脚夫也斥责曹福说:“广华山惯出豺狼虎豹,吃了你的人算不了什么,要是吃了我的牲口,你赔得起吗?”甚至还预言性地骂曹福说:“有钱是你的,留着买棺材吧!”曹福遭了这两顿骂,都是无奈地感叹:“人不在势,这金子都变成了铜了!”“人不在势,都不如畜类了!”只几个演员前后几句台词,就把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写得透彻,实在是妙。

《禹贡锥指》谈到金子的价格,说在元朝“金价十倍于银”,而元朝之后:

明初,直又减。洪武中,每金一两当银四两或五两。永乐中,当银七八两。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金愈贵则政愈乱,君子可以观世变焉。

根据上面的说法,金子愈逢乱世愈值钱。即便今天的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当局势或市场出现动荡时,投资者一般会买入黄金以求避险,进而推高黄金的价值。而对比一下京剧《南天门》里的市价,我们可以看到,《南天门》里天启朝的“十四换”比其后崇祯朝的历史真实价“十换”或“十三换”还要高。未知是否是编戏的人有意为之,但戏中的这个市价,确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天启朝阉党乱政、国是日非的社会状况。

看戏,亦“可以观世变焉”。

三千人马

《一捧雪》冀州城莫成替死前,莫怀古一家人在堂上商量对策。戚继光先提出来“弃官逃走”的方案,在莫成的质疑下被否决了。接着,戚继光又提出了个更震撼的方案:“倒不如小弟点动人马反了吧!”莫成还挺认真地问:“大人,反得的么?”在得到肯定答案之后,一众男女高呼着“反哪”,旋即,莫成又发现是“反不得”的。

记得第一次听这出戏,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觉得很可笑,实况录音里台下的观众也是讪笑。小小一个冀州城,戚继光有“多大的前程”,就敢轻言造反,太不把朝廷大军放在眼里了吧?特别是紧接着莫成与戚继光有这么一段对话:

莫成:请问大人,冀州堂上有多少人马?
戚继光:三千人马,五百守城军。
莫成:哎呀大人哪!这三千人马,五百守城军,在乱世年间,可以抵挡一阵;这太平年间,慢说交锋打仗,就是垫马蹄,也是不够啊!

现在再听这段对话,有了新的思考。

三千人马,听起来真是很少,特别是见惯了章回小说里动辄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阵仗,“不够垫马蹄”并不夸张。在京剧里,“三千人马”一般与“本部”相连,主帅往往派将的时候,都说某某你“带领本部三千人马”去什么什么地方镇守。但注意,莫成这里的条件是“太平年间”。而在他看来,若是处在扰攘的乱世,以三千人马加五百守城军造反并不是不可能。

所以有必要论证一下,在乱世间以小规模的队伍造反是否真的可行。往戏里看,三千人马在“乱世年间”还真是可以做出不少事情。

《定军山》里,黄忠与诸葛亮赌头争印,刘备在一旁打圆场,说什么“为孤江山,二卿何必击掌”,然后许给黄忠“三千人马,夺取定军山。得胜回来,孤迎接十里之外”。然后黄忠便带着这伙人去打定军山了,中途路上的快板,有“皇叔赐我三千众,他命我攻打定军山”语。三千人攻打定军山是什么时候?正是“三国纷纷刀兵扰”的乱世。

《徐策跑城》里,徐策问薛蛟搬来多少人马,薛蛟答是“寒山发来三千七百人和马,青龙会上八百兵”。加在一起,四千五百人的队伍,就一路斩关夺寨,直逼到武周的长安城下。这几千人也是折腾出“一场大热闹”来。按照戏曲和演义的设定,这是有道伐无道,武则天当政的时期算不得治世,要按“天下大乱”这么算。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平年间,几千人上万人的队伍,在哪儿折腾一下,直接就会被多于他们若干倍的政府军消灭掉。而离乱年间,哪里还有什么正规部队顾得上这种规模的毛贼草寇。《东都事略》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三十六人尚且如此,三千人浑水摸鱼,“抵挡一阵”,足矣。

戏内外俱是一理。远的不说,近者如九一八事变,区区几万日寇,竟可在两月之间,陷东北三省,打得十数万东北军弃甲丢盔,全线溃败。国乱民忧下,人心涣散的正规部队,“哪管东师入沈阳”的将领,如何抵挡得住只够“垫马蹄”的“三千人马”?

勿忘“乱世年间”的国耻,更当珍惜如今的太平。居安思危,铭记九一八。

李瑞环与京剧

最近正好在读去年从北京买回来的《李瑞环谈京剧艺术》,而李瑞环同志近来恰好又搞了一个手制家具展。趁着这个当口,聊点儿读书和读书以外对于李同志的印象,主要是京剧方面的。

《李瑞环谈京剧艺术》
《李瑞环谈京剧艺术》

现在只要在京剧领域里提到李大爷,首先能够让人想到的就是那赫赫煌煌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音配像”的手段虽非李大爷独创,但是把四百余出老录音利二十余年时间系统地配像并最终出版流传,实在是李大爷的头功。当然,音配像还是有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如版本选择尚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等,可瑕不掩瑜,其功还是远胜于失的(在这里若用“过”就言重了)。即便若是今天某个大领导出来说我们来搞一套京剧音配像,都会因时非其时人非其人而难成其功。

不过记得在九几年中央电视台三套开始放音配像的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李瑞环的创意。《中国电视报》上的介绍也没有提及李瑞环的名字。后来音配像的片头开始放张君秋的一段谈话,提及了李瑞环。再往后出版的光盘盒子上,其介绍的第一句是“《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是李瑞环同志创意策划的”。这个工程才与李瑞环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

音配像之后,李瑞环又搞了一个“像音像”。这个玩意儿小豆子没看过,不过看了介绍觉得实在是一个无聊的鸡肋工程。按照李大爷自己的说法,这个东西是这么搞的:“首先在剧场演出取像,力求最好剧场效果”——这样做是因为演员在剧场演出有激情有气氛;“然后在录音室看录像录音,看像只是为了解决大体尺寸问题,不对口形,放开唱,以求最佳声音效果”——这样做是录音效果好;“最后再搞音配像,自己给自己的音配像”——这样就有了高质量的音和像。

李大爷在他的书里不止一次提过他是搞建筑的,所以对于很多细节上的瑕疵都无法容忍,力图尽善尽美。比如若是舞台上的桌椅没有摆正,他看了都会很难受。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对于追求一出戏的录音录像效果到了上面所见的地步,就实在让人乍舌。其实,以现在录音录像手段之高,完全可以直接从剧场采集演出实况,经过多机位剪辑来制作出音像都是上乘的作品。若担心剧场演出中可能会有差错,则可直接在电视台里静场录像。有无激情气氛,并非一定要靠底下观众来烘托的。况且,在眼下这个时代,老艺人一个一个离我们而去,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地把濒临失传的剧目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保留下来,或者把已有的老录音老录像修复整理出版,而不是在音、像、音这种细节上无休止地要求完美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人觉得李大爷是懂戏的。而读罢他的这本谈京剧艺术的书,给人的感觉却是他并非真懂。其实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若是完全不懂,那就可以直接指派一些内行来负责,自己不去干预(就如同音配像工程那样);而他若是完全懂行,则不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唯有这半瓶晃荡的情况,又要对一些剧目做指导,又指导的不是地方,才是最可怕的。

比如李大爷说《四郎探母》,认为不应该上四夫人,盖有损杨四郎作为主角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十足的乱指挥了——砍掉了“你苦苦地拉我为何来”那夫妻暂聚即分的伤情,而去按样板戏那样去塑造主角的高大全。作为一个领导,当他提出来对杨四郎的原配夫人有意见时,那还了得,四夫人就只能待在汴梁不随军“征北塞”了。

比如李大爷改编的那些剧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京剧,但谈不上内行;我重视剧本,但改编剧本不是专长”。李大爷虽然有自知之明,却仍然连动了《楚宫恨》、《西厢记》、《金山寺·断桥·雷峰塔》、《生死恨》、《刘兰芝》五出戏。领导亲手操刀,院团哪有不演之理!试看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委常委蔡赴朝,鼓捣出一出《赤壁》来,都能让国家大剧院倾力排演,何况李瑞环同志。当然,李大爷这些改编剧目的搬演都已是他不在任时候的事情了,相比那些在势之人动用权力而满足一己之私欲,已是强得很多。但作为老同志,又是老常委,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能不在自己不熟的领域插上一脚,还是不插为是。

虽说李大爷只是半瓶子,但从他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心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真心喜欢京剧这门艺术,真心想为京剧做点儿什么的。不过这种事情,往好了说,是于京剧有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以权谋私”,纯属灰色地带。举书中所见的几个例子:

比如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去北京演出,李瑞环说:“演出时,我们准备给你们张罗一点人去。几大坨子,铁道部以吕正操为首,有几个京戏迷,现在就往这里打电话;体委荣高棠、李梦华;还有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和两个副署长,京戏迷。”

比如关于青年团1987年的财政,李瑞环说:“今年你们财政的开支大体是这样的,你文化局那个钱,该给的还给,市里再给你们补助二十五万吧,来源是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葛子平给十万。我跟他说给青年团十万吧,大年三十,你给我拜年嘛,给十万块钱。昨天我跟白化岭说,他哭穷,说今年天津压了五个亿,压得很苦,没钱怎么办?我说你再给十五万。”

比如“百日集训”时把张君秋从北京请来,李瑞环说:“君秋同志的影响比较大,能把他搬出来这么长时间,圈在深宫大院里不准出去,很不容易。你们可能也受点气,他不高兴就发火了,他那火也不完全冲你们来的,把老头儿往那儿一圈,走吧,不好意思,不走,圈着又真难受……张君秋怎么可以在这儿憋一百多天,我看在他这一生里头是不会有的。山东不是请他吗?贵州不是也请他吗?他说:我这一辈子,谁请我到哪儿待个十天八天顺便说说戏可以,再像天津这样是没门儿啦……不是老谢讲嘛,你们那个市长调动积极性还真有本事,把张君秋调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去年是为了张君秋在天津住一百天,就把刘少奇原来住的那套房子拿来给他住。一所花了十万块,我向毛昌五要了五万块。君秋那房子一天三百块钱。”

比如关于孟广禄拜山东的方荣翔,李瑞环说:“孟广禄和方荣翔,我是搞了个交换。我一听可以,我说给方荣翔,我找到省长,省长说,我交响乐在天津演出的时候,你得去给我捧场,给我组织观众,要不然我不收,那天我拉着倪志福都去看了交响乐。第二天,我跟天津日报的人说,要吹一下。李省长夜里打电话说,这个徒弟收了!”

以上这些内容,并非李大爷在什么正式场合的讲话内容(正式场合的讲稿一般都很空洞很官方),而是在与青年团的演员谈话时脱稿的讲话内容;并非什么秘闻,而是正式出版物上的摘录。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即李大爷并不认为这些走关系捧场要钱找师父一类的事儿有什么不妥,而作为国家领导人,或者说当时作为直辖市的领导,李大爷的纪律性还是差了些。这对于我们戏迷来说,他是办了好事儿,可如果他用同样的行政权力去做其他一些“谋私”的坏事情,这又当如何?好事与坏事又如何界定?从法治的角度来讲,“违法乱纪”的性质不会因所做事情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那这样的事还是不做为妙。

顺便推荐一下这本书吧。之前说了,在大面儿上讲的那些话没什么内容,都是写好的官方发言稿。私下与演员们的交谈,有很多内容。你可以理解李大爷“百日集训”的目的;你可以看到李大爷对于青年团所寄予的厚望;你可以了解李大爷的艺术观与历史观;你甚至可以明白被李大爷看好的刘桂娟为什么现在能够发展去当“公知”。

《古城返照记》中的“戏经”

近来在读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徐先生掉的书袋有一多半与京戏有关,用唱词调度做比拟可谓信手拈来,使得整个故事读来趣味丛生。上卷虽曰“宦海沉浮”,不似下卷“梨园盛事”那样点明了与戏相关,但上卷对于清末民初的京戏圈子还是有所提及。其中第十回“听戏有戏经戏迷只捧京朝派,点菜报菜名名士难过权势关”中,借主人公陆贾的口,讲出了一个在北京看戏的要领,所谓“在北京做名士的妙诀”。这八条“戏经”,有其夸张之处,对彼时所谓“京朝派”戏迷做了犀利的讽刺,同时我们也可以一窥那时内行戏迷的“风范”,甚至可以借此演绎出新时期的“戏经”来。全八条摘录如下,与同好共赏。

第一条“戏要听”,戏只要听,不要看,耳目两官去一官。

第二条“记术语”,须随时找个戏班子里的戏篓子或票友之类,问几个术语行话,如吃螺丝、洒狗血、马前、叉车、拉屎之类,常常放在口头嚼念嚼念。

第三条“注意伶人的家长里短”,要常常打听某伶某班出身,或是票友,他师父是谁,他师兄是谁,他爸爸是谁,他哥哥是谁,他兄弟是谁,他老婆是谁,他什么时候娶亲,什么时候养孩子,什么时候搬家,什么时候上街买东西。

第四条“谭鑫培神圣不可侵犯”,凡是老谭演的戏,不论场子词句都要归功于他,多多的恭维。

第五条“骂外江派”,不管是戏,是伶,只要不是北京或久走外省的,只管骂,只要能骂外江,就算京内行。譬如说到李吉瑞,你就说去杨小楼何啻万里,说到《独木关》,你就说比《长坂坡》相差万里,说到《宝莲灯》,你就只认可那盘问儿子的那一段,作为神人授给北京伶人的秘本,演上《闹学打灯》,就算他京式上品的全本《宝莲灯》,你若是顾名思义问《宝莲灯》三字作何讲解,再等而下之,讲起宝灯救难救母完劫来,你可就是外行了。

第六条“捧角”,角色说全了有十行,说简单一些,也有生旦净丑末。可是北京最时髦的老生是谭鑫培,武生是俞菊笙、杨小楼,提起谭鑫培来,不妨抹倒一切,刘鸿升汪笑侬固然是一骂了之,就是汪大头孙菊仙也要说他个三长两短,务必把老谭说得像秋定文的朱夫子一样,谁要与老谭稍有不同,便是异端邪说。俞菊笙杨小楼也是如此,哪怕他把《艳阳楼》、《铁笼山》、《金钱豹》、《莲花寺》、《状元印》那些武花脸的饭抢个一干二净,你也要说他是武生正宗,哪怕他们连唱四句原板都怕荒腔滑调,你也要说武生带唱工的戏本是外江派,不登大雅之堂。你还要替他们立个名词,叫做开脸的武生,武生的正宗。

第七条“腔板字味派”是讲听戏的要素。腔就是唱的急徐高下长短曲折。板就是长短节奏的符号。字就是字眼的念法,讲的是四声分明,五音准确,有发有放有收,有尖团有阴阳样样具备,罗罗清楚。

第八条“戏情对不对,要以伶为准,不可以戏为标准”。譬如崇拜谭鑫培,你就替他想出种种说法,说他如何体贴入微,恰到好处。那些别有体会,不同于谭的,你亦可以不假思索骂了再说。譬如崇拜杨小楼,哪怕他懒得刀花都不耍圆,两腿画个圈就算走了边,你也要说他雍容大雅,与众不同。哪怕他翻来覆去尽闹《长坂坡》、《铁笼山》,你也要说这才真正武生好戏。谭鑫培说刘鸿升的《斩黄袍》不该喊两句梆子,失了皇帝身分,你万不可说这出原来就没有打着给赵老大留身分,更不可说你谭鑫培唱《胭脂虎》为什么也唱句梆子,为什么不替李大元帅留下身分。还有些谭迷说刘鸿升的《斩子》,见穆桂英不该骇得帽子压了头皮,失了元帅身分,不像他们谭老板始终板着面孔,十分正经。你也只可顺着他们说。若是问他,既然板着面孔,何不将穆桂英一齐开刀,谭老板演《汾河湾》见鞋起疑,发生酸素的时候,何尝不帽子压着头皮,他的王爷身分何在?这样反面抗议虽然合理,亦是使不得的。总而言之,戏情戏理都要随着各人所拥戴的伶人为转移。

怀念逝去的……

六月眼看要过去了,这2012年也就快过去一半儿了。

六月中何玉蓉去世的时候,枯石瘦木兄在网上感慨:“2012年戏曲曲艺界不少前辈辞世。昨天又得悉何玉蓉老先生仙逝,想起1999年春节戏曲晚会上何先生演了‘马前泼水’片段,记得那此(次)还有袁世海先生的‘群英会’片段。袁是2002年没有的,那年也没了好几位大家。莫非真是10年一个坎儿?”当时给他回复了一个,说:“不是十年一坎儿吧。事实上每年都是这样,都会觉得怎么今年这么多人?可回头一看,每年离去的老前辈都不少,也就只剩唏嘘了”。

2005年的时候,梨园百年琐记正式从一个简单的 HTML 表格变成了一个依托数据库的动态网站。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琐记开始记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梨园事件。其中,包括离我们而去的老艺术家们。

七年过去了。大约因为整天和这些资料打交道,小豆子已经对各种离世的消息有了某种“免疫”功能,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每年有至少52位艺人离世。那个时候,红豆少主还在网上号召大家“盘点需要‘抢救’的老先生”。一位老先生离去后,我们看到的是大众的悲伤和痛心,感叹又一位带着满身玩意儿的能人离去了。如果离世是接踵的,我们会看到人们感叹这一年真的是不幸,是个凶年,那么多老先生离去了。但就如上面给枯石姜兄的留言说的那样,哪一年又不是如此呢?岁岁年年,花开花落。

老先生离世,固然是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但这终究是自然规律,无可奈何。我们在怀念的同时,继承老先生们留下来的传统艺术,至少不让它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每年的忌日,想得起来这些前辈,这也就是很好的纪念了。梨园百年琐记中“历史上的今天”就是这个目的,如航斋每天在新浪微博上也在做着同样的纪念。

而更多为戏曲付出终身努力的前辈,或因年代久远或因名气不大,他们离我们而去的具体日子都无从考证,这也是件很无奈的事情。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也许能更精确的记录下身边的片段,甚至追溯回曾经失落的历史瞬间,让这些已经或将要被遗忘的人能够再被记起来。

尽管有了些对离世消息的“免疫”,但显然,心情总还是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这一个月间,从杨华生、艾世菊一路下来,很多长寿的老先生一个个驾鹤西去——很多,以致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梨园百年琐记主页右侧的讣告栏,已经从原来的右下方挪到了右上方。通过更明显的位置,来缅怀逝去的人、艺、德……

纪念刘雪涛

昨天一早,上网看新闻,得知刘雪涛先生去世了,叹息。

要说和刘雪涛先生也是有几面之缘,以前也整理过先生说的一些往事片段。不曾想,今年三月见面聊天竟是和先生最后的一次,而那会儿先生还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晰。

晚上打算坐下来写点儿什么,又打开新闻一看,苹果的乔布斯竟也去了。那会儿看他因病退下,还觉得这比硬撑着要好,毕竟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想到还是退晚了。

人这一生,光阴似箭。能留给后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不枉此行了。故去的刘老,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演出的资料,并似绿叶般衬出了张派这朵红花。如今北京京剧团这一堂人在天上是聚齐了,《状元媒》、《望江亭》、《楚宫恨》、《赵氏孤儿》,等等,在上面可以开锣了。而留给我们的,是老先生们的音容笑貌,及我们的无限忧思。

再整理一些刘老讲的事情,权作纪念吧。

刘老感叹:北京京剧团没有右派,而中国京剧院有好几个。马连良先生的帽子当时特别悬,彭真市长说了一句话:“如果给他戴上帽子,这个戏怎么演呀?他有问题他的不对给他提出来让他改嘛。”领导一句话,北京京剧团没右派。

《沙家浜》刘老改大嗓了。有一个晚会,业余工人演工人戏,彭市长去看。等休息的时候,教育处陆处长找刘老到后面去,去了之后,问:“您找我有指示啊?”彭市长说:“不是指示。我告诉你:小生戏你可不能把它忘了。”刘老说:“市长,我改大嗓了。”彭说:“那是暂时的,这小生戏别忘了,还要唱,还要演。”回去刘老跟薛恩厚说这事儿,薛恩厚跟没听见似的,没敢表态——压力大。

李佩卿,青衣,姜妙香先生教他《战蒲关》,定不下来,后来改胡琴了。李说我刚拜完您我再改胡琴我还得拜师呀?姜先生说我给你开蒙。后来李傍了余叔岩。可惜三十六岁就走了。

提到当年和许翰英的合作,刘老说:“现在演荀派都跟疯子似的。”

黄元庆排演《状元媒》里的六郎,柴郡主赠珍珠衫,柴郡主下场之后,杨延昭面向观众方向暗挑大指,表示暗赞。这时马连良先生把黄元庆叫过去,说你这么做是不要脑袋啦!臣子怎么能这么对皇家的郡主?

刘老三月份的时候对旁边的马长礼感叹说:“跟咱们那会儿演戏的人,死了百分之八十了。”而每次,二老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询问一下其他的一些老人。刘老问“李荣安还有没有了”(大约因为都是唱小生的,又和马老都是荣春社的),马老说:“李荣安、孙荣蕙,都没了!”老人们无奈地唏嘘。如今想来,再想想刚故去的刘老,亦让人嗟叹。

三月份时的刘老
三月份时的刘老

“厉犯”的历史一叶

最近网上热传一篇题为《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太重要啦》的文章。内容老掉牙了,无非是说文革之前高新阶层如何“触目惊心”,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戏曲演员)如何拿高工资,云云。那么言下之意,为什么有文革呢?都是因为要扫灭这些腐蚀社会的“寄生虫”,文革无疑成了一个反腐败的大运动。

这种论调不值一驳。戏曲演员拿的钱多,那是人家有本事能够叫满座。没有偷税漏税,也不劳国家养着,拿的都是辛苦钱,多了又如何?这是人家的艺术价值。这种看着人来钱自己来气的行为,正是当时让一部分人疯狂加入到运动中的心理驱动。

至于说给演员带的其他帽子,什么流氓啦、反共啦,生活作风多么差,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讲到这儿,把柜子里的一本小册子给请出来,大家一起来见识见识。

话说这是1967年6月上海革命中教联造反兵团印的,册子的名字就让人吓一跳——《要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枪毙厉慧良》。你看,厉慧良的罪状何止作风和反动,都够出册子,而且还都已经给人定罪了。

《枪毙厉慧良》
《枪毙厉慧良》

我们看看目录,就大约知道这个册子大约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一)砸烂黑市委,枪毙厉慧良——把反革命坏分子厉慧良的后台老板统统揪出来示众
(二)厉慧良是个什么东西
1、厉慧良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时刻妄想变天
2、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
3、大搞流氓活动,并用此来发泄他的阶级仇恨
(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如何包庇反坏分子厉慧良的!
1、厉犯的救命恩人——贺龙
2、厉犯的“保险箱”——天津黑市委
3、欺骗中央、放厉出国,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天津黑市委
4、保护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厉慧良的是——天津黑市委王亢之,白桦(原册此处印作“白华”)
5、破坏“五反运动”包庇厉、丁反坏集团的罪犯——娄凝先、白桦
6、欺骗党中央,包庇厉犯让这个反坏分子四次为毛主席演出——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天津黑市委
7、欺骗中央将厉犯拉进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是——徐平羽,周巍峙,张梦庚,谢国祥
8、贺龙,罗瑞卿下达黑指示
9、破坏四清运动,包庇保护反坏分子厉慧良的是——黑市委万晓塘、谷云亭、樊青典、王元之、白桦、桑仁政
10、享受特殊待遇的“犯人”
11、文化革命中继续保护厉犯,镇压革命群众的凶手——天津黑市委谷云亭、陈阜、樊青典
12、天津黑市委,天津市检察院,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厉慧良的又一铁证——对厉犯的“判决书”
(四)看看隐藏在中央,地方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干的罪恶勾当

汹汹来势,咄咄逼人,仅厉慧良的后台,就被造反兵团揪出了这么些位来: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前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
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
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

等等等……

“一时多少豪杰“,就这么一下成了“厉犯”的“后台”。

文革距离我们有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前,也是五月这个时候,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可是到了今天,一些人非但没有认清那场运动给民族和文化带来的伤害和损失,反而又要为其张目。借着今天社会贫富不均的事实,以仇富来煽动人误读历史,无视错误,甚至要走回这条路上来。

厉慧良怎么样?诸位看客都熟悉京剧,不需小豆子在这儿絮叨。但就是这样的角儿,别人反手就能罗列出一个单行本的罪状来,真是叹为观止。群众固然有其盲从性,但这样不动脑子的盲从却正是值得警醒和反思的地方。今天的社会条件都不用人满世界张贴大字报去,几个键按下去,一篇没头脑的文字就被散得遍地都是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部分人还是喜欢跟着起哄。不长自己思考的脑子也就罢了,记性好歹长点儿吧?这不就才四十五年前么?

最后以小册子中的一段话来结尾吧,看看厉慧良曾经“叫嚣”过什么?

解放以来厉犯一贯仇视我党和人民,公开赞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天下”的谬论,污蔑我们国家不民主,狂妄地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艺术决定一切”、“艺术就是政治”。

神神叨叨

最近在重新制作周正荣的《宝莲灯》,包括前面的仙缘,后面的救母(之前曾经做过只有《二堂舍子》一折的录音)。这戏全部也称《神仙世界》。

从前一直有个疑问:如何界定“神话”与“迷信”?

众所周知,解放后出于破除封建迷信的需要,很多戏里的“迷信”色彩都被砍掉了,比如《洪羊洞》里的杨令公、大老虎,《托兆碰碑》里的杨七郎、苏武,《斩黄袍》里的黄花洞老神仙等等;有些戏干脆直接禁掉,改都不给你机会改,像《大香山》、《探阴山》、《滑油山》(很多山呢…… 表情)。

不过同时,像《白蛇传》、《碧波仙子》、《大闹天宫》这样的戏,虽然也涉及神仙妖怪,非但没有被改掉,而且成为了经典,还时不常拿到国外去演呢。

为什么《白蛇传》里的白蛇,所受待遇比《打青龙》里的青龙还要高呢?为什么《西游记》里那么多神仙妖精都可以出来,连整本书都被奉为“四大名著”之一,而其他作品里正常人死了之后却都不让出来托个梦兆什么的?

问题其实就在这儿,因为这些涉及“封建迷信”的东西,是与“正常人”世界挂钩的。一个全“神话”故事,里面出来再多的非人类都是可以的;但是一旦一个正常的人类历史故事,中途出现了一个非人类现象,这就是“迷信”的了,也就是要“改”掉的。

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宽松了,大家也不是特别计较了,于是一些神鬼也可以在正常世界出现了,比如《乌盆记》的恢复演出,比如《碰碑》里的杨七郎。不过这里面又涉及一个问题,像《碰碑》里虽然头场出现了托兆的杨七郎,但是后来令公碰碑前,却还是不见苏武出来点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牧羊老头儿,为什么不彻底恢复呢?不伦不类。

不伦不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初被彻底禁掉的一批戏,能够有幸熬到新时期再露头的,便会以本来面目出现(以《乌盆记》为例),而当初为了适应戏改需要被前辈们绞尽脑汁改来改去的剧目,因为其传承一直没有断过,所以再翻回头折腾出本来面目的机会就不大了(以《托兆碰碑》为例)。一得一失之间,真是塞翁失马:谁想当初的被禁,却使剧目的原貌得到了完整地保留。时也?命也?造化也。

其实,神仙与妖精,神话与迷信,都只隔了那么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匪”来“匪”去

新闻上说,台湾那边儿的部队在《我爱中华》这首歌中去除了“我们要消灭共匪”这样的字眼。

话说当年国共两党的宣传机器都是开足了马力,指着对方的鼻子互骂“匪”类:国民党称共产党为“赤匪”、“共匪”,共产党称国民党为“白匪”、“蒋匪”。这种“匪”的称呼,古来有之,比如“拳匪”义和团、“粤匪”太平天国,以致后来,这种称呼还延伸到了国外的对象,像朝鲜战场上著名的“美李匪帮”。

这种“匪”的称呼给人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有点儿“咆哮体”的意思。不过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用这样的字眼很能让大众理解接受,而且骂阵一方也很爽。

自古我们的文艺就是和宣传绑在一起的,所以,应景的政治文艺作品在什么时代都会有。在两党被“一湾浅浅的海峡”隔开后,双方以各种形式进行政治宣传,其中,大约是通俗易懂的缘故,曲艺被广泛使用。

比如在共产党方面,王有声编过一个名叫《把美帝赶出台湾》的活洋片,其中甲乙两个演员在第二片中扮演蒋介石和他的副官,是这么个场景:

蒋介石(唱京剧坐宫调)蒋介石坐台湾好不伤惨,
           想从前比现在一阵心酸。
           我好比瓮中鳖难以动转,
           眼看着这江山就要完蛋。
   (白)     副官!
副官 (白)     有。
蒋介石(接唱)    叫副官快传令,把大陆来犯!
副官 (接唱)    此一去一定是不能回还。
蒋介石(白)     混蛋!
副官 (白)     是混蛋。
蒋介石(白)     马上传令,反攻大陆!
副官 (白)     报告总统!青年力壮的都跑啦!光剩下老弱残疾了,他们别说打仗,一听见枪响就得趴下。
蒋介石(白)     他妈的熊蛋!
副官 (白)     是熊蛋。
蒋介石(白)     马上下令,把台湾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充实部队,参加战斗!
副官 (白)     不行啊!总统,老的老,小的小,不顶用啊!
蒋介石(白)     你就将就点吧!
副官 (白)     是!

同时期,郭云霄创作过一个名叫《美帝滚出台湾去》的快板,开头儿还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教育意义,是这样的:

竹板打,响连天,
诸位同志听我言。
说台湾,道台湾,
台湾是祖国的好河山。
两千年,在秦汉,
就与台湾有关连。
到了一三六零年,
台湾正式归中国管,
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
这比美国还早四百多年。
让台湾,归祖国,
谁也不能来阻拦。
美国鬼,真混蛋,
国际的宪章它不管。
出了兵,开军舰,
侵略我国的台湾,
美国鬼,胡乱言,
耍起无赖占台湾。
世界人民看的清,
不准敌人来逞凶。
周总理,有声明,
六亿人民记心中。
锣鼓敲,口号喊,
解放台湾意志坚。

在政治漩涡中,文化艺术与政治是很难脱钩的。在大陆的梅兰芳尚都曾创作出《嫦娥赞公社》这样的作品,而随着国军到台湾的齐如山,也不能免俗。配合国军的政治宣传,齐老会弄出一些鼓词什么的,比如下面这段,摘自其为“总统复行视事三周年纪念”创作的《重整旧山河》:

这个时候,我们总统蒋公的处境,真是千难万难,古人有四句诗,说的正是这个情形,他道是,好比:
 一轮明月被云漫,
 虽然云漫月在天;
 有朝一日风吹散,
 光显明月照九天!
 总统立志决心肩此重任,
 这才复任总统把这一副重担扛上肩。
 自从重任扛上肩,
 吃尽了苦辣与酸咸。
 好在我们总统眼光看的远,
 一心救民救国不顾艰难。
 一面整理三军把兵精练,
 一面改良政治任能与选贤,
 一面侦查共匪扫清间谍,
 一面稳定社会要把万民安,
 一面在台湾把百般政事来整理,
 一面眼望着大陆照顾中原;
 把大陆的情形看的是清清又楚楚,
 便想着反攻大陆扫荡群奸。
 岂知有美国来阻拦,
 因此耽误了两三年。
 而今美国睁开了眼,
 说是我们反攻大陆是理所当然。
 总统听到这个消息便微微笑,
 说是早晚总有一天。
 既是友邦来帮助,
 必能指日把乡还;
 大家既然得遂还乡愿,
 便应该群策群力不畏艰难;
 万事备齐就要动手,
 收复国土在指日之间。
 我们自己的战事当然要自己打,
 不过要友邦助我军械与金钱,
 地下的部队有几百万,
 飞机的来往会遮黑了天;
 那时反攻大陆站稳了步,
 便看到人人拍手万民欢;
 人民箪食壶浆来迎迓,
 投降的军队日有万千。
 第一游击部队都要赶紧来合作,
 匪军的投降也是恐后要争先。
 有的说这才得看到亮光离开黑暗,
 有的说正是逃出了地狱见到青天。
 这正是月在天空解除了云雾,
 灯光万丈扫尽了群奸。
 接续着大家努力把匪除净,
 捉住了毛贼消灭了苏联!
 明年的灯节定要在大陆上过,
 灯月交辉照遍人间。

说实话,齐如山上面的这个作品,让人想到了同时代的郭沫若。或者说,文人一旦去创作与政治相关的文学作品,其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可见,当年双方都是自我感觉良好,都认为鞭梢一指,就把对方给踏平了,而且对方治下的老百姓都是拥护自己的大军到来的。于是这么自我宣传了多少年,双方也楞没把对方怎么着了,耗到现在,也终于算是看开了,一笑泯恩仇,什么也都是过眼云烟罢了。

应景的政治文艺作品是长久不了的,传世的永远是超越这些局限的作品。如今,两岸已经停止了骂阵的状态,这种互称“匪”的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权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只单说艺术为政治所用这样的现象、互骂对方为“匪类”这样的思维,便足见我们是同文同种、在一个文化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一类人呢。

牛子厚的慈善事业

前一阵儿,坊间最热的话题无疑是巴比晚宴了。一时间,“慈善”、“公益”大热。

一百多年前,吉林商人牛子厚在京出资,创办了喜连成科班,也就是后来的富连成科班。该班培养出京剧学员七百余众,成角儿者无数。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喜连成,京剧人才也不会像后来那么多,京剧的艺术水平也不会像后来那么高。

我们今天可以从史料中了解到,当年的牛子厚,不仅做买卖是一把好手,诚信为本,而且乐善好施,属于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场的大善人,正如吉林永吉县长赠予的楹联所说,“泊然与人无争,修世服畴,应共松江流泽远;富而好行其德,赈灾济困,料诸庐室感恩多”。除了自己的买卖外,牛善人的业余文化修养也是多种多样,除了摄影、园艺等等外,尤爱京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牛善人后来要出资开办京剧科班了。

我们常说商人是无利不起早的,而对于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商人,大众舆论也是抱着各种怀疑的态度,认为商人们表面上的善举必有其利益所在。不错,如果刨去那些纯粹是发自肺腑想办善事的善人,那剩下的无非是“名利”二字,可即便是出于名利的考虑去做善事,如果其结果是善举,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比如像牛子厚这样的商人,投资办京剧科班,理由可能很简单:以后能够有新的角儿出来,培养出新的角儿也就意味着京剧的舞台上能够继续有好戏可看,这也是作为戏迷来说很正常的愿望了。有钱的牛子厚做到了,不仅是满足了自己的戏瘾,也是为当世和后世的戏迷做了一大善事。看看人家这出资办科班的作为,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呢。

风水转到如今,要富商们做点儿善事儿,居然需要俩老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被渲染得跟鸿门宴似的。而少数宣布要裸捐的富商,面对的也是种种质疑。也难怪,很多本来国家应该出来做的公益事业,都被改革的大潮冲掉了。连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都要在黄金时间播电视连续剧以博收视率、挣广告费,而不是想着如何把戏曲节目做好做精。试想,在一个国家级电视台都不能耐下心来做些“亏本儿”的公益投资的环境下,你又能指着出来多少个乐善好施的牛子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