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评话

题外话：标题里，六畜占了仨。

扫了一遍鸡年的春晚，要吐槽的点太多，跟他们犯不着较劲。仅就最相干的两条絮叨一下吧。

冯巩一如既往地以“相声剧”的名目演出小品。这些年来他的那些作品毫无相声的痕迹，三翻四抖等相声技巧一个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还死活不愿意抛弃掉“相声”的名字？直接理直气壮说自己在演小品不好么？难道是要表示自己还坚持在说相声？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第一例。

春晚的戏曲节目越来越鸡肋。每一位演员演唱的时间长度绝对与他们事前扮起来所花的时间成反比，更不要说除了对唱之外，其他唱段基本是在合唱，譬如俩包公、六个黄忠、十一个穆桂英，大有闹妖的感觉。这种合唱，让你根本听不出来每个人唱的怎么样。少数独唱或对唱的也会配一群伴舞的。戏曲为了“适应”晚会的环境，从整台戏缩减到折子戏，再从折子戏缩减到唱段，进而唱段也被催得只剩下快板、流水一类快节奏的板式，再到现在动辄人海战术的合唱，已经失去了戏曲本身的味道。

春晚戏曲唱段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原唱段做胡编乱造的修改。以今年的京剧唱段为例（地方戏不太懂，但貌似地方戏每年都是那几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为救李郎离家园”，这么重复也是个问题），《对花枪》的那段西皮，唱词被修得如胡言乱语的呓语。先看一下原词：

未曾开言好心酸，
不由我双泪洒胸间。
自你走后四十载，
为妻盼你掉朱颜。
两眼望穿泪涟涟，
十夜常有九不眠。
如今儿孙俱长大，
你我夫妻得团圆。
不曾想你却把心变，
做了忘恩负义男。
今日若不望众将面，
定叫他跪死在这寨门前。

很显然，这段唱并不适合登上春节的舞台——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我们的艺术家们，不知道是只会这一段，还是要显手段，愣是把这苦情的词儿给改了：

未曾开言好心欢，
点点喜泪洒胸前。
自你走后四十载，
历尽艰辛苦度时光。
思念夫君依门望，
我朝也盼来晚也盼，举家大小喜洋洋。
你我老来重相见，
一家大小笑开颜。

改得连辙口都不要了，可以在言前与江阳两辙之中任意穿梭。新社会不仅可以把鬼变成人，还可以把斥责忘恩负义男的唱段变成喜歌儿！

不过《对花枪》本来就是新编戏，他们爱怎么糟改就怎么糟改吧。可是艺术家们还不尽兴，还要拿传统戏开刀（当然这在戏曲舞台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所谓的《定军山》，六个黄忠一共就唱了三句，没有一句是老词儿：

宝刀一举明又亮，
金盔金甲放光芒。
定军山前旌旗展，

这大约是“宝刀一举红光放，无知匹夫丧疆场”那儿来的，但是莫名其妙。

所以，如今的春晚舞台，戏曲节目演的已经不是正儿八经的戏曲了，所标的剧目名字也已经和剧目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第二例。

近来读书，虽非每本都与戏有关，但恰巧碰上了与戏相关的话题。尽管书中只是二三笔一带而过的提及，但所涉之讹误着实不小，一个赛一个。今后在豆瓣上写书评的时候大约不会详细地写到这种旁枝末节，所以不如趁着还记得，钞评下来，供书本今后的“修订本”或“修订本之再订本”作参考一二。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书中谈到陈与京剧的部分很少，而就是在这有限的几段里，出现了重要的历史问题（彼“历史问题”与书中描述诸运动所涉“历史问题”不同）。先钞录如下：

据王永兴回忆，四十年代后期，张君秋出了一张《望江亭》的新唱片，唱腔有些改动，陈寅恪闻说后即嘱王永兴进城购买。（第277页）

京剧《望江亭》是张君秋在1956年看了川剧《谭记儿》之后移植的“新编历史剧”。在此之前，京剧并没有反映关汉卿《望江亭中秋切鲙旦》这出杂剧的对应剧目。王永兴的“四十年代后期”显然是回忆有误。当事人的回忆可能因年深日久出现偏差，这时需要作者在比对各种史料后得出更精确的结果，而不是草草引用而不加考证。否则，其严肃性就很值得人怀疑了。书中偶然见到的“据说”，也让人读来不安。

《益世余谭——民国初年北京生活百态》。书本摘录民初《北京益世报》中蔡友梅《益世余谈》的专栏评论小文，集结成书。按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还冠了诸如“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老北京话语料汇编》”等煌煌名衔，又有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刘一之和日本冈山大学文学硕士、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教授矢野贺子校注，定当了得！可谁知，倒霉就倒霉在这校注上了。

三庆戏园，新到了一个小花脸，叫作李百岁，生旦净末丑五门兼全，学什么像什么。一时有周郎癖者，趋之若鹜。（第61页）

这段文字没有什么，注者（不晓得是那位中国博士还是日本硕士）在“有周郎癖者”下加了个注释：

有周郎癖者：指男同性恋。

这不胡说八道么？连望文生义都谈不上。真要是没听说过“周郎癖”的，不晓得什么叫“顾曲周郎”的，但凡有一点儿文字理解能力，结合上下文一看，也能知道这“有周郎癖者”就是好听戏的主儿。东洋人就不管她了，北大文学博士，加上北大出版社的招牌，就是这么给玩儿烂的。还好，没有影响国家十二五的规划，这不，咱们还朝着十三五迈进呢。

并非要把这两本儿书都一棍子都打死，但是这种小处的低级错误还是挺吓人的。以小见大，就当下一些书的质量来看，真有些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

前两天看了这么一条新闻，标题是：《秦腔〈双锦衣〉重排首演　引欧美主流媒体关注》。

其实新闻所要报道的事情还是挺正面的——西安秦腔剧院复排了一出生旦净丑同台荟萃的经典老戏。应该说在动辄花大钱编一出四不像新戏的当下，时而能看到有剧团认真复排老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而且这次复排，因为“剧本遗失，当年的角儿们早已满头华发。王芷华、张咏华、孙莉群、郭葆华、任慧中等十余位老艺术家合计年龄超过了800岁，正是他们从1992年演出的录音带中，再对照着过去玻璃字幕的台词，一点点将剧本找了回来。”

不过这篇新闻，从标题到内容，都想表现出这件事儿是多么有国际影响，“就连英国BBC、美国CNN、意大利罗马电视台等欧美主流媒体也被易俗大剧院所吸引，用镜头关注起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

这些年来，每当有大制作排出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报道，就是说这个戏如何有新意如何能够吸引年轻人云云。先抛开这里面关于年轻观众一定对中西结合的戏曲感兴趣这种臆想不论，单是为了讨好所谓的年轻观众而做的种种“创新”，就很值得商榷。为什么在编演新戏的时候，不去考虑更喜欢传统的老观众的意见和感受（此处的“年轻”与“老”并非指年龄，而是指对传统艺术了解之深浅）？放着已经存在的观众群不闻不问，对他们的好恶漠不关心，一心只是想用“创新”手段招揽新观众，这种思维放大了，也就变成了上面所见的那样，对于中国观众中国媒体的反应都无所谓，直接去关心是否有“欧美主流媒体”来关注我们的戏曲艺术了。新闻舆论对复排一出老戏尚且是此等心态，更不要说那些更贴近西洋艺术的新戏了，难怪会情不自禁地捧起来。

如今，演新戏已经不是为了院团自己的创收，而是为了拿奖，所以新戏大可以免费派票；演新戏也不是为了留住老观众，而是为了出奇制胜，所以尽可以想象有大批年轻观众会交口称赞；演新戏更不是为了继承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扬名立万，所以对于出国演出外媒赞誉特别关心。

现在，国产电影也已经赶上了传统戏曲的步伐，要么在自娱自乐可劲儿烧钱，要么就是盼着哪天在国际上捧回个什么大奖来。作品立得住与否，自己人看得懂与否，都不重要。

我们的戏曲院团和媒体已经搞不清究竟为什么演戏、为谁演戏了。失去了目标有如盲头苍蝇一般，也就无怪乎让人看着闹心了。

此等环境下，尚存些许坚持传统的从业人员，不知是喜是悲。大约他们也有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叹吧！

端午节，所以最后想到屈子了，是为记。

《骂王朗》这段故事，只见于小说，不见正史。以前看《演义》上那段，真是酣畅淋漓，痛快之至。再后来电视剧里，唐国强的诸葛亮，在金风瑟瑟的战场上，对着那“皓首匹夫”一番痛斥，演得真是好。

舞台上已很难见这出戏了。头两年上海的陈圣杰贴过，不清楚是从哪儿到哪儿。若是全出的，自然是好。即便只是几折，也是难得的丰富舞台剧目之举。

以现存的资料来讲，言菊朋先生留下来的两面二黄的唱片，真是好听。虽是《骂王朗》为题，这段其实是诸葛亮复述取天水收姜维的情由。言先生的唱，大部分词句与其他本子差不多，但是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即在“取天水多亏了子龙老将”之后，有别于大路的“幸喜得姜伯约前来投降，我看他用兵法孙、吴一样，将我这兵机战策传授他参详”，而是“搬姜母那伯约他才肯来降，孝子的门方能求那忠臣良将，传道法收桃李列在门墙”。这段唱配以别致的腔，格外动听。言先生唱来，真显出武侯飘然道骨之风。

读《三国志》，讲到靳允的母妻子弟为吕布所执，而程昱前往对靳允讲了一番 “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的道理，靳允于是“不敢有二心”。所谓“忠孝不能两全”，靳允在这儿选择了忠。此处，有徐众的批评曰：

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这段论述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主旨，不正是言先生所化为“孝子的门方能求那忠臣良将”的唱词么？这段唱在先，后面再是诸葛亮痛骂那位“反助逆贼”的王司徒，其对比鲜明强烈。

在忠和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古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孝心。管仲的“不怀其亲，安能爱君”是一点儿错也没有。

翻闲书恰到程昱这篇，又见新闻上说吴清源去世了，一堆人在网上哀悼。按说活了一百岁的人，挺不容易。斯人已逝，无意效伍子胥做 “鞭尸”之妄举。吴清源显然没有什么忠孝难全的问题，却选择在抗战时期到日军营盘“劳军”，鼓吹“日中亲善”。而不少国人竟也如此健忘，把这样一个屡屡伤害祖国的人，塑造成一位无国界的棋圣，实在让人看不明白。且不说对比抗战时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先烈，就是蓄须明志的梅先生，又比这位吴氏不知高出多少层境界。于大义有亏的人，不能因为会下几手围棋，赢了几位日本棋手，就受到民族英雄般的待遇吧？

大义凛然与奴颜婢膝的界限可以如此模糊，这真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好在，棋盘上的子，都还是个个黑白分明的。

五月最后一天，和小豆花一起去多伦多大学参加了春季校友联谊会。当日上下午各有几场“无压力教学课”，就是说让同学们回到教室重温当年上课的情景，讲课的内容都是最新的知识。而所谓的“无压力”，即听讲之后是没有测验考试的。选了两堂课去听，很有收获。

下午的课，题目是《寻找地外文明的新方法》。助理教授赖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解了我们的宇宙有多么的浩瀚、外星人在宇宙中存在的可能性、从古至今通过波段等探索外星人的科学手段。从赖特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她对于她所研究的领域有多么地热爱，对于宇宙的探知有怎样的憧憬。

关于外星人的探索，赖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用一个杯子在海边舀上一杯水，看看里面，没有鱼。这一杯水的量，也就和我们几十年来对于地外世界探索的范围相仿；而这汪洋大海，就是无边无际的宇宙。

赖特除了讲课以外，还参与了很多地外探索的研究实验。她说，全世界真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只有区区二十四位。这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么？我们谈论起外星人都津津有味，可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领域的却是微乎其微。想想也是，宇宙太大了，我们可及的星球又都那么遥远，还有无数可望不可及的星际。太多的未知，太遥远的距离。人类文明和地球，相对于这茫茫宇宙，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如此渺小。科学家们发射的波段，要走出去几百上千乃至上万光年的路程，才有可能被某些文明接收到；而等这些文明反应过来，打一个信号回来，又不知要多少年月，还且不说他们是否接收得到，是否发得回来。哪怕这些地外文明收到当日就快马加鞭地往地球赶，等他们来到的时候，地球上早已不知何年今昔。像赖特这样的地外文明探索者，终其一生，都将无法从他们自己的实验中得到任何答案。

可是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科学的热爱与执着，对于未知的探索渴望，促使着他们不懈地研究。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当赖特讲到费米悖论的一种可能解释为“我们可能是整个宇宙里唯一的文明”时，她语气中流露的无奈，更凸显了这探索本身的漫长与孤独。

相对于地外文明的探索，小众的传统艺术如京剧者，都可以称为“大众”了。毕竟，对于京剧，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演、在看、在研究。乐观地讲，这不是应该值得我们高兴的事儿么？我们固有“先前每叹知音少，如今越发少知音”的感慨，但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所深爱的艺术还有同好，为艺术而努力的演员还可以在台上赢来掌声，我们整理的资料也都是可以触及感受得到的。这些，虽也只是过隙白驹，却仍留下了惊鸿一瞥，足以慰藉。

也正因为此，那些无人喝彩的科学家，才更值得我们学习尊敬。

赖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从土星的位置看地球，图中箭头所指为地球

星期天上午起来，排队买早点，顺便在手机上翻阅了一下新闻，看到了吴小如先生去世的消息。

最早知道吴先生（包括已故去的朱家溍、刘曾复二位先生），自然是通过京剧。读过吴先生很多关于京剧的书，受益匪浅。吴先生通过文字，很好地为我们描绘了京剧盛世时期的状态。后来陆续读了吴先生的其他著作，像《古文精读举隅》、《读人所常见书日札》，以及2012年北大新出的那五本一套的书。归纳起来一个感想：这些文字真好。今天，暂不谈戏。

没有亲身接触过吴先生，但是从文字中感觉，吴先生拥有一位称职的语文老师应有的气质与学识。他回忆性质的文章（不限于戏），都是娓娓道来，读起来很有画面感，如临其境。而对古文的讲解，深入浅出，引经据典，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一篇古文的美妙之处。若是语文老师都具有这种教学水平，必然会更大地提升学生们对于古文的兴趣，进而对祖国的文字及文化产生热爱之情。现实中，吴先生这样的老师太少了。同样，在文化领域，像吴先生这样敢言的知识分子也太少了。吴先生那些文化批评的文章，是有理有据的，是一针见血的，而能够写就此种文章的基础，正是坚实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阅读。

去年年底，按图索骥地从图书馆借来了吴先生的《读书拊掌录》。小豆花先捧着翻读，每到精彩之处，必停下讲来分享。当时小豆子想把手头的几本书看完即开读这本。可是不知怎的，期间心里总觉得有某种顾忌。这大约是一个“心理阴影”：因为有几次无意去触动一些与老先生有关的资料，没过几天就传来该位先生离世的消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年初时，刚把章宗义先生的族谱整理好放到网上，没两天章先生就去世了。虽然咱们是不讲迷信说什么所谓的“方人”，但是这次借来吴先生的这本书，就不像前几本买来借来的书那样拿来就读。忐忑地这么放了几个月，直到如今。

吴先生所代表的，是认真做学问认真做事的那一代人。如今这样的老先生越来越少，时代也已步入了所谓“娱乐至死”的阶段。看一看吴先生去世后各种新闻报道，有的扯上毫不相干的某张姓导演在微博悼念，有的把吴先生称为“京剧研究家”、“京剧理论泰斗”而忽视了他文史上的专业成就。看着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唯有感叹如今识君有几人？一个舞台上没有正经京戏、文化界等若娱乐界的时代，终究不是属于吴先生这代人的，他们这代人也终究要离开我们这个时代。他们离开时，也许看着眼前的环境会抱有些许遗憾，可他们毕竟曾见识过真正好玩意儿，还是值得欣慰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回忆，以及更大的遗憾。于文史如此，于京剧亦如此。

周一去看了一场马年新年音乐会，一直没有倒开功夫记一笔。眼看“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转眼即过，得抽点儿时间补上。

演出是由多伦多交响乐团与来自中国的指挥余隆、钢琴家王羽佳、大提琴家王健、小提琴家林昭亮以及女高音宋祖英共同完成的，外加大山的主持。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了，也难怪当天是满坑满谷的观众。据报道之前在纽约的票房也是很高的。

之前多伦多没有举办过农历新年音乐会，不过据大山这次说，乐团有意把这个音乐会做成一个新的“传统”。明年的日期都已经敲定了，余隆肯定要来，其他人选尚未决定。

这是第二次在本地看大山主持的节目。与上次纯中文串词的曲艺演出不同，这次他以双语交错进行，效果挺好。大山的记忆力不错，除了曲目名字偶尔需要看一下纸条之外，在介绍其他信息的时候都是很自然地讲述出来，而且两种语言间的切换很自如。唯一一次在讲完王健中文名字后转英语再介绍时绊了一下嘴（需按英语语序姓名颠倒），即刻以此抓了英语的一个哏，说英语是一种“backward”的语言。

说到哏，大山在说中文的时候使用了一贯的那个“从外国请来的一批外国艺术家”的用语来描述这批中国艺术家。而在讲英文的时候，有几段妙语。比如他说这是他在多伦多音乐厅的首次亮相，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他的兄弟——丹，是一位拥有专业学历的演奏家，可至今也没有机会在多伦多音乐厅登台。大山说：“丹，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正在通过CBC电台的直播收听这场演出。我要告诉你，若是以能登上多伦多音乐厅的舞台为奋斗目标的话，显然你选错专业了，你应该当初去读中文。”台下哄堂大笑。

大山对每一位艺术家的介绍都能提供一些有趣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他们与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渊源。比如余隆，他在1978年上海观看的有生以来第一场西方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就是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奏的。而在三十六年后的当晚，与他同台的演奏家中，尚有九位是当年参加访华演出的同仁。人生中各种巧合，想一想实在让人感叹。1978年也是一个马年，这样的循环，也是历史之所以有趣的地方。

说回正题，也就是音乐会本身。一开场是欢快的《春节序曲》，接着由三位演奏家与多伦多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谭盾新作；继而每位演奏家单独与交响乐团合作一曲，最后大轴是宋祖英的歌。对于交响乐，小豆子是外行，听个热闹而已。王健的大提琴，在曲子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一首以前听过的作品，可见对这方面的了解之浅。应该说，整场演出从听觉效果上都是不错的，但是王羽佳的衣着似乎与古典音乐的风格差别太大。她踩着高跟穿着超短外带露背的衣服一出场，就让人恍惚间以为主办方还邀请了于丹。王姑娘鞠躬的范儿也让人不敢恭维，一百零五度的深深一躬，停留不到一秒，即刻甩头恢复原状。即便她本人是满怀真挚的，但这一套动作可就没太显出诚意来。当天晚上回来还和小豆花讨论这个事儿，以为王姑娘出门儿带错了行套在本地又没来得及买。次日上网一查，敢情她这种出位的穿法早已在圈儿内闻名，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倒是我等大惊小怪，不能“领会理解”当今古典音乐的新风潮。

观看演出期间，偶尔有人使用闪光灯，进而被工作人员劝阻（对于这种没有素质的行为，在散场后听走在身后的一位大叔还愤愤地与同行者讨论并批判着）。等到宋祖英登场的时候，观众的兴奋点已经达到高潮，一时间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也只能对使用录像设备的群众加以劝阻，一般性的拍照已管不了了。观众们热情程度之高，让宋祖英不得不在唱了预定的三首歌后，再返场两次。在第二次返场的时候，她向大家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但是总谱只有四张，悉数用尽。“为了让大家对我的作品加深印象，我再唱一次《大地飞歌》”。余隆与交响乐团做了一下交代，八音齐奏，台下观众不禁跟着一起鼓掌打拍子，西洋音乐会瞬间变成了有民族特色的演唱会。难怪宋祖英还表示说看着大家的热情，下次来争取开一个独唱音乐会呢。

除了个别观众在演出中违反规定乱用闪光或录像设备被工作人员屡屡“点醒”之外，整场演出的质量和氛围还是很好的。希望如大山所言，这样的音乐会，能够变成多伦多的一个新年传统吧。

最后讲个笑话。回来之后仔细翻场刊，才发现宋祖英唱的三首歌的中英文歌词其实都是印在小册子上的。虽然宋祖英吐字发音基本清晰，但当时坐在下面听的时候，还是有含糊的地方。比如那句“唱过茶歌唱酒歌”，就被小豆子听成了“唱过差歌唱旧歌”。可见对于外行来说，不只是戏词，歌词的字幕也同样很重要。

今年拜年的小文写晚了，好在不出正月都是年，补一个吧。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加拿大邮政马年首日封

大年初一是番邦正常的工作日，初二一家聚了一下。央视的春晚已经烂到无法让群众们一边儿看一边儿发牢骚的地步了，所以今年首次放弃看全本儿的。不过塞翁失马，找了一份据说还不错的北京台的春晚，一看之下，果然比央视强多了。

当然，央视的也不是一点儿没看。不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那个《同光十三绝》的京剧节目就看了。要说，这个节目唯一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整个节目的时间长度比以往要长多了——当然摊到每个人头上能唱的其实也很短，谁让一气儿弄了九个人呢。节目失败也就在这儿了，因为总长度的限制，九个人显然不够一个人一个人唱的，于是就有了神奇的四个导板连着唱，还字头咬字尾，特别是那佘太君“一见娇儿泪满腮”后跟着个“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有这么派戏的吗？于魁智唱得水也就不说了，最后果然还是有一段应景的京歌。要说把这玩意儿砍了换点儿正经唱不好么？或者干脆都砍了，换成像北京台请来的裴艳玲那样，正经来一段连唱念带做表的片段呢，哪怕只是一支折桂令。

另外，这个节目跟“同光十三绝”真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唯一能沾边儿的，大约就是那反映京剧所处之“绝境”的“绝”字了。

无论如何，新年来了，还是应该高高兴兴的，有别扭不去管它也就是了。马年大吉！

最近正好在读去年从北京买回来的《李瑞环谈京剧艺术》，而李瑞环同志近来恰好又搞了一个手制家具展。趁着这个当口，聊点儿读书和读书以外对于李同志的印象，主要是京剧方面的。

《李瑞环谈京剧艺术》

现在只要在京剧领域里提到李大爷，首先能够让人想到的就是那赫赫煌煌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音配像”的手段虽非李大爷独创，但是把四百余出老录音利二十余年时间系统地配像并最终出版流传，实在是李大爷的头功。当然，音配像还是有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如版本选择尚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等，可瑕不掩瑜，其功还是远胜于失的（在这里若用“过”就言重了）。即便若是今天某个大领导出来说我们来搞一套京剧音配像，都会因时非其时人非其人而难成其功。

不过记得在九几年中央电视台三套开始放音配像的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李瑞环的创意。《中国电视报》上的介绍也没有提及李瑞环的名字。后来音配像的片头开始放张君秋的一段谈话，提及了李瑞环。再往后出版的光盘盒子上，其介绍的第一句是“《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是李瑞环同志创意策划的”。这个工程才与李瑞环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

音配像之后，李瑞环又搞了一个“像音像”。这个玩意儿小豆子没看过，不过看了介绍觉得实在是一个无聊的鸡肋工程。按照李大爷自己的说法，这个东西是这么搞的：“首先在剧场演出取像，力求最好剧场效果”——这样做是因为演员在剧场演出有激情有气氛；“然后在录音室看录像录音，看像只是为了解决大体尺寸问题，不对口形，放开唱，以求最佳声音效果”——这样做是录音效果好；“最后再搞音配像，自己给自己的音配像”——这样就有了高质量的音和像。

李大爷在他的书里不止一次提过他是搞建筑的，所以对于很多细节上的瑕疵都无法容忍，力图尽善尽美。比如若是舞台上的桌椅没有摆正，他看了都会很难受。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对于追求一出戏的录音录像效果到了上面所见的地步，就实在让人乍舌。其实，以现在录音录像手段之高，完全可以直接从剧场采集演出实况，经过多机位剪辑来制作出音像都是上乘的作品。若担心剧场演出中可能会有差错，则可直接在电视台里静场录像。有无激情气氛，并非一定要靠底下观众来烘托的。况且，在眼下这个时代，老艺人一个一个离我们而去，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地把濒临失传的剧目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保留下来，或者把已有的老录音老录像修复整理出版，而不是在音、像、音这种细节上无休止地要求完美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人觉得李大爷是懂戏的。而读罢他的这本谈京剧艺术的书，给人的感觉却是他并非真懂。其实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若是完全不懂，那就可以直接指派一些内行来负责，自己不去干预（就如同音配像工程那样）；而他若是完全懂行，则不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唯有这半瓶晃荡的情况，又要对一些剧目做指导，又指导的不是地方，才是最可怕的。

比如李大爷说《四郎探母》，认为不应该上四夫人，盖有损杨四郎作为主角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十足的乱指挥了——砍掉了“你苦苦地拉我为何来”那夫妻暂聚即分的伤情，而去按样板戏那样去塑造主角的高大全。作为一个领导，当他提出来对杨四郎的原配夫人有意见时，那还了得，四夫人就只能待在汴梁不随军“征北塞”了。

比如李大爷改编的那些剧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京剧，但谈不上内行；我重视剧本，但改编剧本不是专长”。李大爷虽然有自知之明，却仍然连动了《楚宫恨》、《西厢记》、《金山寺·断桥·雷峰塔》、《生死恨》、《刘兰芝》五出戏。领导亲手操刀，院团哪有不演之理！试看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委常委蔡赴朝，鼓捣出一出《赤壁》来，都能让国家大剧院倾力排演，何况李瑞环同志。当然，李大爷这些改编剧目的搬演都已是他不在任时候的事情了，相比那些在势之人动用权力而满足一己之私欲，已是强得很多。但作为老同志，又是老常委，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能不在自己不熟的领域插上一脚，还是不插为是。

虽说李大爷只是半瓶子，但从他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心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真心喜欢京剧这门艺术，真心想为京剧做点儿什么的。不过这种事情，往好了说，是于京剧有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以权谋私”，纯属灰色地带。举书中所见的几个例子：

比如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去北京演出，李瑞环说：“演出时，我们准备给你们张罗一点人去。几大坨子，铁道部以吕正操为首，有几个京戏迷，现在就往这里打电话；体委荣高棠、李梦华；还有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和两个副署长，京戏迷。”

比如关于青年团1987年的财政，李瑞环说：“今年你们财政的开支大体是这样的，你文化局那个钱，该给的还给，市里再给你们补助二十五万吧，来源是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葛子平给十万。我跟他说给青年团十万吧，大年三十，你给我拜年嘛，给十万块钱。昨天我跟白化岭说，他哭穷，说今年天津压了五个亿，压得很苦，没钱怎么办？我说你再给十五万。”

比如“百日集训”时把张君秋从北京请来，李瑞环说：“君秋同志的影响比较大，能把他搬出来这么长时间，圈在深宫大院里不准出去，很不容易。你们可能也受点气，他不高兴就发火了，他那火也不完全冲你们来的，把老头儿往那儿一圈，走吧，不好意思，不走，圈着又真难受……张君秋怎么可以在这儿憋一百多天，我看在他这一生里头是不会有的。山东不是请他吗？贵州不是也请他吗？他说：我这一辈子，谁请我到哪儿待个十天八天顺便说说戏可以，再像天津这样是没门儿啦……不是老谢讲嘛，你们那个市长调动积极性还真有本事，把张君秋调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去年是为了张君秋在天津住一百天，就把刘少奇原来住的那套房子拿来给他住。一所花了十万块，我向毛昌五要了五万块。君秋那房子一天三百块钱。”

比如关于孟广禄拜山东的方荣翔，李瑞环说：“孟广禄和方荣翔，我是搞了个交换。我一听可以，我说给方荣翔，我找到省长，省长说，我交响乐在天津演出的时候，你得去给我捧场，给我组织观众，要不然我不收，那天我拉着倪志福都去看了交响乐。第二天，我跟天津日报的人说，要吹一下。李省长夜里打电话说，这个徒弟收了！”

以上这些内容，并非李大爷在什么正式场合的讲话内容（正式场合的讲稿一般都很空洞很官方），而是在与青年团的演员谈话时脱稿的讲话内容；并非什么秘闻，而是正式出版物上的摘录。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即李大爷并不认为这些走关系捧场要钱找师父一类的事儿有什么不妥，而作为国家领导人，或者说当时作为直辖市的领导，李大爷的纪律性还是差了些。这对于我们戏迷来说，他是办了好事儿，可如果他用同样的行政权力去做其他一些“谋私”的坏事情，这又当如何？好事与坏事又如何界定？从法治的角度来讲，“违法乱纪”的性质不会因所做事情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那这样的事还是不做为妙。

顺便推荐一下这本书吧。之前说了，在大面儿上讲的那些话没什么内容，都是写好的官方发言稿。私下与演员们的交谈，有很多内容。你可以理解李大爷“百日集训”的目的；你可以看到李大爷对于青年团所寄予的厚望；你可以了解李大爷的艺术观与历史观；你甚至可以明白被李大爷看好的刘桂娟为什么现在能够发展去当“公知”。

前几个周末，与小豆花看了两场音乐剧。周末过后没有太倒开功夫写点儿什么记录下来。日子越去越远，实在是需要挤点儿时间来记上一笔。

《Anything Goes》

七月底先看的那一场《Anything Goes》，场面上很热烈，整个剧情也是轻松活泼，台词幽默，载歌载舞，舞台道具布景不断地转换，空间上一幕幕地转换于船舱的各个角落。开戏前，门口的告示写着今天的演出换的是B组的女一号，旁边儿一位老太太还扫兴地“噢”了一声。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反正是第一次看，A组或B组倒还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冲着某个角儿去的。整场演出效果还是很好的，无从比较，但单看表现，这位B组的女士完全就是角儿的份儿，唱功与舞功都很高，看不出是“备胎”。

说到老太太，观众席上的老年观众倒真是不少，白花花一片，大有国内戏园子的感觉。上座率倒是超高，亦或是老年社会的一种表现？不过这个戏是老少咸宜，完全适合各年龄段的人士观看，可见哪里都需要对年轻人的市场再抓得准一些，不能放任这么好的艺术形式被忽视。整场戏没有字幕，可即便有听不真的地方，也毫不影响对剧情发展的理解。

《Wizard of Oz》

前两个星期看的《Wizard of Oz》（《绿野仙踪》——这戏知道中文叫什么了），场面上依然热烈，不仅是载歌载舞，而且这个舞台的声光电效果也高出前一出戏很多——毕竟这是一个有魔幻背景的故事，需要声光电来制造出童话的世界。稻草人与铁皮人的肢体动作都很逼真，尤其是铁皮人，关节僵硬的转动配合上金属的吱扭声，会让你觉得演员真是披了一身铁皮（据说其实是塑料泡沫）。

整台戏较原著来说，删去了各种旁支细节，主题明确，特别是去杀掉西方女巫那段儿，直奔主题，倒也干净利落。不过西方女巫的造型加做派倒是把我们前座的一位小宝给吓哭了，相信台下不少小朋友对于这位女巫都没有什么好感，就像我们小时候看《马兰花》里的老猫似的。和老猫一样，西方女巫也有一段戏是在观众席上演的，哇哈哈地狂笑，配合发射出来的各种火球，营造的效果很阴森。不过从成人的眼中来看，女巫的造型还不算那么恐怖了，倒是她手下那群会飞的猴子，长得可真够难看的，而且真会呲呀呀地满台飞。

不知道前面的小宝是不是唯一一位被吓哭的小观众，不过当天台下的小观众倒真是不少。剧场也很会做生意，开演前就在门口卖一些如文化衫、红宝石鞋等相关产品。散场后的买卖明显好于开场前，可能小朋友看了戏后才知道这些“道具”所代表的含义吧。

差点儿忘了说了，这台戏的一个亮点是真狗上台，桃乐丝的那条叫托托的狗是由三条小狗分饰的（这是介绍上说的，真在台上可看不出哪条是哪条来）。要说狗真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在这台戏里非常听话，每次都是直线跑步到目的地，并且栓在台上的时候从来不抢戏，安静地坐在一旁。舞台调度也是很用心，凡是台上会出现大动静的场面前，都会用各种方式把狗给先请下台，防止在台上受到惊吓。不过，这真狗上台好玩儿归好玩儿，我们还是要在这儿鄙视一下去年牵着汗血宝马上台的“新京剧”。

总体来说，音乐剧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艺术形式，也没有歌剧那样高端，其实与我国的戏曲艺术很像，有做有舞，唱念兼备。因此，与其管京剧叫 Peking Opera，倒不如叫 Peking Musical 更恰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