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姐推开窑门，刚刚要和老薛相认，突然发现了老薛的髯口，唗了一下，唱道“我儿夫哪有五绺髯？”
也是，投军别窑的时候，老薛还是小薛，下巴干净得很。十八年后，真个是“少年子弟江湖老”，戴上髯口了。
那位说了，王三姐的基本常识实在是太差了，丈夫长了胡子就认不得了，更要命的是她认准了个死理儿，小薛就永远是小薛，“哪有”二字，表现出的意思是：我们家小薛是应该一辈子都不长胡子的。
别说，王三姐不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缺乏常识的，《汾河湾》里的柳迎春也是这样，但凡这种多年后夫妻相会的戏，妻子对着下巴长着那个“讨厌的东西”（薛仁贵语）的人，就眼睁睁不认识了。
不光小媳妇这样，熬成婆之后的老太太依然是这个思维定势。《桑园会》中的秋母，在儿子跪倒在自己面前唱了“儿是秋胡转回家”之后，还要唱“官长说话言忒差，不该错认老人家。我儿本是书生样，为何有胡须口上加？”二十余年未见的儿子，加了把胡子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在秋母看来，这事儿很神奇。
在番邦失落十五年的四郎，过关探母，六郎先进帐通禀佘太君，说是“四哥”回来了。佘老太太不紧不慢地问：“哪个四哥？”这也很神奇，老太太不知道六郎有几个四哥？又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儿子么？不过，在六郎说到“失落番邦一十五载”，话未讲完，老太太已经迫不及待地问道：“他、他、他今在何处？”而母子见面之后，却并未立刻相认：两人先是回身对自己身边的人问了句“这是你四哥？”“这是老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方才相认团圆。后面四夫人与两个小姑子的对话如出一辙，也是先松后紧。
这是京剧对久别重逢的表现手法。试想，亲人分别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期间，在家的人不知要思盼在外的人多少次，而每次又都是以失望的心情告终，这样多少年下来，企盼的心境早已被岁月磨平，先前可能无数次的敏感也已变成了漠然。所以，当被告知眼前的这个变了样子的人就是自己多少回盼归的亲人时，经验告诉她，这可能又是打水的竹篮；而当这事儿确定是真的时候，观众就从之前的平淡中体会了一种戏曲特有的小高潮，而正是那些不太合逻辑的话所制造的平淡，凸显了这种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