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世界虽然是架设在封建体系之上的环境，但是其法制观念确很现代化，“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用在这儿是恰如其分。
在京剧世界里混，你会时常因为要证明一件事情的真假而被问到“有何为证”？而提供的证据，可以是千奇百怪的。
以最常见的物证为例，《四郎探母》中，杨宗保在巡营的时候捉到一名“奸细”，进帐与父帅通报，六郎听说拿到奸细，不是立刻升帐审问，而是谨慎地问道：“有何为证？”当宗保承上番邦宝剑令箭之后，六郎这才击鼓升帐。同样是六郎，在《洪羊洞》中接见外邦来的程宣，程宣自称是孟良所派，六郎也没有立刻相信，依然问道“有何为证”，见到孟良的板斧，这才放心。以上都是六郎尊重物证的体现。
边关的将官，由于处在战区，警惕性从来都是很高的。《赶三关》里的穆老将军，听得城下来人自报薛平贵，也是先询问有何为证？见到红鬃烈马，方才相信。
妇女同志们一般比男同志们要细心，所以很多时候她们也会索要证据，比如《四进士》里的杨素贞和《武家坡》里的王宝钏，在听说自己被卖了之后，第一反应都是要凭证，而且听说有婚书了还不甘休，要拿来一观。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京剧世界里虽然注重证据的索要和使用，但大多数情况下，证据用来证明一件事的真伪，但很少有人对证据本身的真伪去进行甄别。
比如《四进士》，宋士杰告倒“两员封疆大臣、一位百里侯”的罪状，是行贿受贿的那三百两纹银，而证明有受贿三百两一事的凭证，仅是自己写在衣襟上面的人情信手抄本，并非人情信本身。八府巡按毛朋就凭着这“好厉害的衣襟”定案了，也并未去究查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
又比如《十道本》里，李渊仅凭张、尹二妃一面之词加上一条玉带便给李世民定罪，险些造成大冤案。
正因为对证据的极度依赖和对证据本身真伪的忽略，京剧世界经常发生一些冤假错案，比如《九更天》、《六月雪》等等，皆因为此。
固然大多数京剧里的人对于证据的真伪不去追究，但凡事都有特例。比如《审头刺汤》里的汤勤，就是对那颗人头紧紧抓住不放，认为证据有假（讽刺的是，这样一个认真办事的执法人员竟然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即便如此，在汤勤满意地得到雪艳之后，也就如其他京剧世界里的人一样，放弃了对物证真伪的追究。
更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即便你没有任何物证，也可以空口造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一条经验比较神奇，而且很好使，尤其是你要是有些文采，能够临时编几句合辙押韵的小诗，就更有效果了，这叫做“有诗为证”。
比如《大保国》里面的徐延昭，在李娘娘问到大明朝“得的谁家江山哪家社稷”时，对答“元朝江山顺帝社稷”。李娘娘问有何为证，老徐很气派地说“有诗为证”，然后胡诹了一首打油诗：“七九六十三，老王赶大元。赶至红罗山，偶遇一甪端。海干铜桥现，七人渡北番。元朝不绝后，大明坐江山。”仅凭这首诗，老徐成功地用自己创造出来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又比如《御碑亭》里面的王有道，听说老婆碑亭避雨，偶遇小白脸，起下疑心，与妹子交谈中，听说自己老婆在事后题诗一首，便去追问内容。其实这首诗孟月华没有提完，只有三句：“一宵风雨正掀天，危坐碑亭不敢言。深感重生柳下惠”，小妹在后面添了一句：“天公配合巧因缘”。前三句孟月华自己的诗是表明自己的节烈，小妹最后一句与全诗基调完全不符，纯属捣乱的。可就是这样，而且是在小妹和王有道说明最后一句是自己加上的情况下，王有道还是急眼了，不但急眼了，还休妻了。可见，一个“有诗为证”是多么厉害。
所以在京剧世界里，只要你能拿出一些东西来做物证，或者吟些个诗词什么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就能够轻松过关。熟练掌握这一技能的人，即便面对广大群众的质疑，被问“有何为证”时，也都可以轻松地说： “有脸盆为证”、“有水龙头为证”、“有鞋带儿为证”、“有人民币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