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爹”这个词儿，现在的名声实在不好。
追溯起来，国人认干亲是很有历史的。《封神演义》里面，周文王的第一百子——雷震子，就是周文王在燕山雷雨中所收的义子。各种演义小说里有身份的大官儿经常爱到处划拉收干儿子，以《残唐》里李克用的十三家太保最为著名，尤其是第十三位太保李存孝，因为武功了得，把这“十三太保”的名头远播寰宇，弄得后来的《隋唐》，也要硬把秦琼凑成杨林的第十三位义子干儿。
两个成年人关系十分好，他们的子嗣互拜对方为义父的例子也是很常见的。这种认义父与认义子的情怀，是很朴素简单的——就是一位长辈看着一位小辈很招人喜欢，或者两位长辈间要多亲多近，拜个干爹收个义子都是寻常之事。
如京剧界的谭鑫培与杨月楼，二人是盟兄弟的关系。杨月楼临终前把自己的儿子杨小楼托于谭鑫培，而谭鑫培也是对得起兄弟，不仅收杨小楼为义子，按照谭家的排辈给取了“嘉训”的谱名，还把杨月楼与自己演武生的技艺倾囊传授。谭鑫培七子二女，加上这义子杨小楼，真个是“七郎八虎”，与杨老令公他们家一般不差，也是一段佳话。
在伶界，认干亲的现象并不罕见，很多情况下是像上面说的谭、杨二家那样，伶人间惺惺相惜，其目的很单纯，感情是很真挚的。这也是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除去亲情外另一种紧密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旧社会一些认权贵阶级为干爹的伶人是出于生活所迫。
文革期间，因为父母辈是黑五类而被批斗的人比比皆是。那些曾经认过干亲的伶人，若是摊上了个“够分量”的干爹，那也如有了不好的出身一样，会倒大霉。而这又与出身不同，你的罪过不止是在于有了一个坏干爹，自己还有一条“善于钻营”的罪名。
手边有一份1968年8月号的《京剧革命》小报，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张君秋是认贼作父的“干爹”迷》。对张先生认过“总数不下二十名”干爹的行为进行大批判。如张先生的“干爹”中有一位是“被人称为‘北京杜月笙’的吴季玉。这个吴季玉是蒋帮要员于右任的干儿子，又与特务头子戴笠关系密切，而且很得蒋匪本人的赏识，曾委之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的重任。张君秋有这个吴干爹做靠山，真是‘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戴上了‘四小名旦’之一的桂冠，能与他的马干爹并驾齐驱于剧坛之上。”这种批判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顾，说张先生“极尽钻营取宠之能事”结识“吴干爹”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而四小名旦的投票早在1936年就出了结果，及至1940年《立言画刊》组织四位同演《白蛇传》早已成定论。
《张君秋是认贼作父的“干爹”迷》
当然，这种批判文章自不需要讲什么历史真实性，为了一个把人批倒批臭的目的，极尽所能。我们读这种史料，通过近乎咆哮的文风，可以对于那个六亲不认的时代环境有很直观的了解。同时感叹，这些老艺人，正是因为切身体会过了旧社会的逼人忒甚，才真心拥护新社会，觉得自己翻身得到了解放；可他们很多在旧社会时因身不由己被迫所做的行为（甚至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却成为了后来新社会各种运动中的致命把柄。真是讽刺至极。而以“认干爹”为罪状把艺人形容的在“干爹”脚下如何“浓施粉黛”、“卖弄风骚”，则只能说明这些写批判文章的人自己心里是多么不堪。
当各种运动都结束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感情也随之慢慢地恢复。可是，干亲在金钱至上的时代又开始走形。我们当然要肯定现在仍然有纯粹的干爹义女，但显然，如今“干爹”已经很暧昧，这个词儿已经被毁掉了。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提起“干爹”来，似乎很难让人再想到早年间那种纯粹的亲情。
干亲之外，领养与过继，也是亲缘网中一种独特的关系。领养也好，过继也好，都是另一种亲情爱心的表现。比如王凤卿把自己的次子王幼卿过继给兄长王瑶卿，正是出于王瑶卿只有二女“乏嗣无后”的缘由，是弟兄间情谊的表现。而老一辈的伶人收养子女，往往都是视如己出，也是积德行善之事。
鉴于两种亲缘关系在伶界并不罕见（张君秋先生那二十多位干爹是有其夸大之处），我们有必要在整理伶人亲属关系的时候一并把它们留存下来。现在，这两种关系都可以在菊坛世系谱中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与真正的血亲和姻亲不同，故而在两辈人之间，使用虚线而非实线来连接，并且写明如“义父”、“养父”等字样，与“父”、“子”等区分出来。这些关系和谱图中的其他关系并存，在人物间的操作上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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