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5 月 20 日

“厉犯”的历史一叶

最近网上热传一篇题为《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太重要啦》的文章。内容老掉牙了,无非是说文革之前高新阶层如何“触目惊心”,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戏曲演员)如何拿高工资,云云。那么言下之意,为什么有文革呢?都是因为要扫灭这些腐蚀社会的“寄生虫”,文革无疑成了一个反腐败的大运动。

这种论调不值一驳。戏曲演员拿的钱多,那是人家有本事能够叫满座。没有偷税漏税,也不劳国家养着,拿的都是辛苦钱,多了又如何?这是人家的艺术价值。这种看着人来钱自己来气的行为,正是当时让一部分人疯狂加入到运动中的心理驱动。

至于说给演员带的其他帽子,什么流氓啦、反共啦,生活作风多么差,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讲到这儿,把柜子里的一本小册子给请出来,大家一起来见识见识。

话说这是1967年6月上海革命中教联造反兵团印的,册子的名字就让人吓一跳——《要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枪毙厉慧良》。你看,厉慧良的罪状何止作风和反动,都够出册子,而且还都已经给人定罪了。

《枪毙厉慧良》
《枪毙厉慧良》

我们看看目录,就大约知道这个册子大约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一)砸烂黑市委,枪毙厉慧良——把反革命坏分子厉慧良的后台老板统统揪出来示众
(二)厉慧良是个什么东西
1、厉慧良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时刻妄想变天
2、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
3、大搞流氓活动,并用此来发泄他的阶级仇恨
(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如何包庇反坏分子厉慧良的!
1、厉犯的救命恩人——贺龙
2、厉犯的“保险箱”——天津黑市委
3、欺骗中央、放厉出国,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天津黑市委
4、保护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厉慧良的是——天津黑市委王亢之,白桦(原册此处印作“白华”)
5、破坏“五反运动”包庇厉、丁反坏集团的罪犯——娄凝先、白桦
6、欺骗党中央,包庇厉犯让这个反坏分子四次为毛主席演出——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天津黑市委
7、欺骗中央将厉犯拉进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是——徐平羽,周巍峙,张梦庚,谢国祥
8、贺龙,罗瑞卿下达黑指示
9、破坏四清运动,包庇保护反坏分子厉慧良的是——黑市委万晓塘、谷云亭、樊青典、王元之、白桦、桑仁政
10、享受特殊待遇的“犯人”
11、文化革命中继续保护厉犯,镇压革命群众的凶手——天津黑市委谷云亭、陈阜、樊青典
12、天津黑市委,天津市检察院,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厉慧良的又一铁证——对厉犯的“判决书”
(四)看看隐藏在中央,地方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干的罪恶勾当

汹汹来势,咄咄逼人,仅厉慧良的后台,就被造反兵团揪出了这么些位来: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前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
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
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

等等等……

“一时多少豪杰“,就这么一下成了“厉犯”的“后台”。

文革距离我们有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前,也是五月这个时候,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可是到了今天,一些人非但没有认清那场运动给民族和文化带来的伤害和损失,反而又要为其张目。借着今天社会贫富不均的事实,以仇富来煽动人误读历史,无视错误,甚至要走回这条路上来。

厉慧良怎么样?诸位看客都熟悉京剧,不需小豆子在这儿絮叨。但就是这样的角儿,别人反手就能罗列出一个单行本的罪状来,真是叹为观止。群众固然有其盲从性,但这样不动脑子的盲从却正是值得警醒和反思的地方。今天的社会条件都不用人满世界张贴大字报去,几个键按下去,一篇没头脑的文字就被散得遍地都是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部分人还是喜欢跟着起哄。不长自己思考的脑子也就罢了,记性好歹长点儿吧?这不就才四十五年前么?

最后以小册子中的一段话来结尾吧,看看厉慧良曾经“叫嚣”过什么?

解放以来厉犯一贯仇视我党和人民,公开赞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天下”的谬论,污蔑我们国家不民主,狂妄地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艺术决定一切”、“艺术就是政治”。

2011 年 5 月 18 日

事业转企业

文化部发文了,要求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简单地说就是事业转企业了,国家不准备养闲人了。

这个事儿得两面说。一方面,对于很多传统艺术形式来说,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其生命力是很脆弱的,你把它放到市场中去,可以想见,单位的转企就意味着演员的转业,院团所代表的艺术也直接就可以找马克思去了。有时候,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市场化了就可以任其淘汰了。至少,国家应该拿出一些养闲人的钱来做一些保护工作,即便这个玩意儿流传不下去了,但把它以声像等资料形式留下来,总比随着老人的逝去都带走了强。

另一方面,国家多年来养着的这些事业单位,已经到了不思进取甚至浪费国家钱财的程度,那些动辄耗资百万的大制作就是实例。这种不按市场规律的运作行为,造成了这种畸形的文化市场。那现在放手,固然晚了一些,但总比不放强。

说到底,还是解放后国家全面接手文化这一块儿造成了现在的两难局面。想当初,各班子都是自负盈亏,用不着国家来干什么,结果那会儿各班子都要国有化,费了半天劲,招了一通骂,强行给国有化了。现在又要放手了,肯定还会招来很多不是,里外里不但白忙活,没落好,还把市场给弄乱了、演员给养废了。图什么许的呢?这么长的时间绕了一大圈,也难怪才摸出“不折腾”这么个道理。

保留的事业单位名单不是特别长,但是基本上都是强手,这也就意味着一些小一点儿的院团要面临很多现实的生存问题:如何培养这个市场,把这个东西做好。而他们帐下的能人又不及这些保留的事业单位多,财政方面也没人管了,肯定是有很多困难要面对的。如果能够闯出来,那也就是另一片天地了。说实在的,就那些保留的事业单位本身来说,倒是应该放到市场里锻炼锻炼,有这个实力和号召力,何必再靠着国家呢?

另外,事业单位里竟然有一大长串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乌兰牧骑那个乌兰牧骑:

土左旗乌兰牧骑
达茂联合旗乌兰牧骑
土右旗乌兰牧骑
鄂温克旗乌兰牧骑
鄂伦春旗乌兰牧骑
莫力达瓦旗乌兰牧骑
陈巴尔虎旗乌兰牧骑
额尔古纳市乌兰牧骑
新巴尔虎左旗乌兰牧骑
新巴尔虎右旗乌兰牧骑
兴安乌兰牧骑
科右前旗乌兰牧骑
科右中旗乌兰牧骑
扎赉特旗乌兰牧骑
科左中旗乌兰牧骑
科左后旗乌兰牧骑
库伦旗乌兰牧骑
奈曼旗乌兰牧骑
扎鲁特旗乌兰牧骑
阿鲁科尔沁旗乌兰牧骑
巴林左旗乌兰牧骑
巴林右旗乌兰牧骑
克什克腾旗乌兰牧骑
翁牛特旗乌兰牧骑
喀喇沁旗乌兰牧骑
锡林郭勒乌兰牧骑
阿巴嘎旗乌兰牧骑
苏尼特左旗乌兰牧骑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
镶黄旗乌兰牧骑
正镶白旗乌兰牧骑
正蓝旗乌兰牧骑
太仆寺旗乌兰牧骑
察右后旗乌兰牧骑
四子王旗乌兰牧骑
察右中旗乌兰牧骑
察右前旗乌兰牧骑
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
鄂托克旗乌兰牧骑
杭锦旗乌兰牧骑
乌审旗乌兰牧骑
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
达拉特旗乌兰牧骑
乌拉特前旗乌兰牧骑
乌拉特中旗乌兰牧骑
乌拉特后旗乌兰牧骑
阿拉善乌兰牧骑
阿右旗乌兰牧骑
额济纳旗乌兰牧骑

看看,都让人恍惚这是蒙古国的国有文艺院团名单还是我朝的了?一共就一百多个单位,各种乌兰牧骑占了五十一个。干嘛留那么多这个啊!就因为是这些乌兰牧骑是“红色文化工作队”?政治偏向也太明显了,您倒是掺点儿别的,搅和搅和,别那么明显嘛。

不管怎么说,这个放手是早晚的事儿,也就是说不是耽误这一批演员,就是耽误以后的那一批演员。既然该来的已经来了,就趁着现在还尚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没有事业领导在那儿指手画脚的环境下,用真正的艺术和市场的规律培养出一批观众来,造出一个良性竞争的文化演出市场来。

2010 年 2 月 16 日

国足与京剧

作为半个球迷,中国男足在过年之前三比零拿下韩国,而且踢得相当漂亮,这无疑是让人振奋的。当然,只凭一场球甚至一个东亚四强赛的冠军,就断言国足的水平上了多少磴台阶,那是不现实的。人民网这篇《打假反赌逼出国足3:0》的时评,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有时候真的要佩服我们的球迷,在国足烂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仍然有人在期盼奇迹的出现,而当国足走向正轨的时候,又涌现出多少鼓励的人来。其实,我们的戏迷何尝不是如此,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要求高么?无非就是希望京剧院团能够正经演戏,不要把时间、金钱和精力都花在那些劳民伤财的大制作上,多继承一下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而我们的京剧人呢?和国足一样不争气。

可是现在世道变了,国足都已经通过近来一系列打假反赌行动重振旗鼓了。而京剧呢?演员不能演自己所想演之戏,整个圈子在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制度下运行,把国家发来扶植的钱都用来烧大制作了——每次大制作出来的四不像,宣称花费的几百万,有多少是从国家的口袋落入了私人的腰包?这内中又有多少黑腐毒等着公安机关高悬的法律利剑来砍掉?京剧这些年的低迷,京剧圈这些年的胡作非为,京剧人的无奈,与打假反赌前的国足有多少相似之处。人民网的评论文章,把关键字替换成京剧,就是一篇直指当前京剧界病根的文章了(下文【】内为替换词,〖〗内为原文):

其一,〖扫黑反腐〗【打假反赌】行动为〖京剧〗【足球】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近年来中国〖京剧〗【足球】的沉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监管缺失下的〖黑腐毒〗【假赌黑】损害了中国〖京剧〗【足球】的发展环境。在〖京剧扫黑反腐〗【足球打假反赌】行动中,公安机关高悬法律利剑,不仅查处了几起重点个案,依法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而且基本查清了操纵〖演出〗【比赛】和〖腐败〗【赌球】的深层次问题,重拳出击,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肃清了中国〖京剧〗【足球】发展环境,营造了公平、积极、向上的竞赛氛围。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在全国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无论是〖京剧演员〗【教练球员】,还是〖院团〗【足球】管理人员,都不敢不“三军用命”、勇往直前。

其二,〖扫黑反腐〗【打假反赌】行动让〖京剧〗【足球】从业人员变巨大压力为强大动力。随着〖京剧扫黑反腐〗【足球打假反赌】行动的持续开展,一批涉案人员落网,带给中国〖京剧演员〗【足球教练和球员】的震动和压力可想而知。在以前的大环境下,许多〖京剧〗【足球】从业人员身在“染缸”,谁清谁浊难以自辩,舆论和社会的讨伐,让他们抬不起头,压力巨大。这次的〖演出〗【比赛】,正好是一次变压力为动力的良机,一次改善形象的良机,甚至是一次自我救赎的良机。

其三,〖扫黑反腐〗【打假反赌】行动为〖文化〗【体育】主管部门和〖京剧〗【足球】管理机构提供了一个彻底整顿〖京剧〗【足球】秩序、强化〖京剧〗【足球】监管的历史机遇。从前几次媒体披露的〖京剧界〗【足坛】以往“劣绩”来看,在〖京剧院〗【国家队】的〖演员〗【队员】选拔、〖演出〗【上场】安排等诸多关键环节,〖文化部〗【足协】某些官员的胡乱指挥、外行干预,甚至内部黑箱操作谋取私利,都极大地搅乱了军心、动摇了士气,影响了结果。在〖某某败家子儿〗【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人被抓后,可以想见,现在〖文化〗【足球】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从上到下,应该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违背〖京剧〗【足球】发展规律瞎指挥,不敢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谋私利了吧。

现在台上站四个京剧演员一人唱一句,便可以涌现出四位国家一级演员和艺术家,足见文化体制内的混乱与无序。在这样的条件下,戏迷们不可能指着圈儿里的演员会去继承传统、恢复老戏,你甚至不可能指着他们按京剧的规律去办事、去演出、去排新戏。中央何时清理京剧界的毒瘤,京剧才能有走回正轨的希望(不敢说重振或者复兴了)。只是,京剧和足球不同,即便是一百年后再来清理足球界的毒瘤,我们仍然能找出来十一个会踢球的小伙子;而要是一百年后再去动京剧界的毒瘤,那会儿怕是找不出一个能演正经戏的人了。宜早不宜迟,只争朝夕。京剧,会排得到中央的日程上么?

也许戏迷知音说得对:我们“只能是眼看着它去彻底地毁灭在这帮败家子手里”。

结论:在2010年,对一个戏迷来说,看中国男子足球队踢球,有时候比看国家京剧院演戏还要舒心。

2009 年 7 月 9 日

正德、崇祯和军饷

《梅龙镇》里的正德皇上,听说小镇上的饭菜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下等的酒饭便是给他所角色扮演的这些当军的吃的,皇上很吃惊,想不到当军的有“这样的苦处”,思索了一下,决定给涨一下工资,回朝之后“发饷银十万”。

一百多年后,《明末遗恨》里的崇祯皇上,在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雪夜访贤,路上碰到禁军,当得知“饷银是按月不缺,都被他们长官从中给克扣”的事实后,也就只剩下感叹“这就莫怪天下大乱了”的份儿了。

朱家的这两位皇上都有种“何不吃肉糜”的逻辑思维。正德的思维是多发十万两银子就是体恤下情了,殊不知十万两银子就算都分到大兵头上,一个人恐怕也平均不下来什么钱,更何况还有一班的贪官污吏虎视眈眈呢;后来的崇祯,把倾库的银钱“都已充了军饷了”,到在下层依然是“八个月没有关饷”,层层剥削的景象,只在几句对话中便勾勒清楚。

以上是最近听《梅龙镇》引发的一大串联想,只是说,像《梅龙镇》这种风流戏,都还要夹私货,表现一下“万岁圣明”,表现一下皇上多么关心官兵,就可见“君正臣贤”这种“主旋律”,是多会儿、哪会儿、不吝会儿都要唱的,都要夹带的。

2009 年 6 月 30 日

京剧演出与政治宣传

嗯,其实内容远没有题目那么严肃 表情

网友 alougoodluck 对梨园百年琐记的一个条目提出异议,说那个条目“最后一段似有不妥。建议将其删除或者将整个词条删除”。那么这个条目的最后一段是怎样呢?

原来,这是1978年12月30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剧学会”发起的国剧界爱国联合大公演的最后一天:

演出剧目

  • 《打面缸》(姜竹华、钮方雨分饰周腊梅,曹复永、孙丽虹分饰张才,于金骅饰大老爷,王鸣兆,李明德,杨传英,张大鹏,张慧鸣,刘小地)
  • 《天女散花》(赵复芬饰天女)
  • 《回荆州》(朱冠英饰周瑜,谢景莘饰鲁肃,孙兴珠饰刘备,周韵华饰孙尚香,李桐春饰赵云,王福胜饰张飞)
  • 《姑嫂比剑》(严兰静代郭小庄饰樊梨花,刘复雯饰薛金莲,王鸣咏饰柳迎春,王正廉、尹来有饰旗牌)
  • 《大登殿》(顾正秋饰王宝钏,周正荣饰薛平贵,张正芬饰代战公主)
  • 《除三害》(胡少安饰王浚,孙元坡饰周处)
  • 《陆文龙·车轮大战》(刘玉麟饰陆文龙,李桐春饰岳飞,李凤翔、赵君麟、李环春、张远亭饰靠将,哈元章、周正荣等饰宋龙套)

国剧爱国联合义演自七点开始,一直演了四个小时的戏,中间不曾休息,直至十一点,排出的戏码“打”“回”“大”“陆”全部完成,由胡少安领队全体演员都上台谢幕,顾正秋及张正芬均着丝绒长旗袍,每人手执国旗一面,高举国旗全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打”“回”“大”“陆”这样的文字游戏以及后面“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可能是会引起一些大陆读者的不满。不过,这确实是京剧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况且又是名角荟萃。琐记的目的,正是忠实记录这些史实,不能因为任何政治上的因素而忽略或者改写任何历史。

其实用文艺形式来表现政治目的,也不光是国民党那边儿的特色,共产党这边也毫不逊色,两党都是中国人的政党,因此,把政治运用到文艺中都是轻车熟路。上面这个“打”“回”“大”“陆”的藏头戏码,在1981年还用过一次,那是3月3日和3月9日两天,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的“庆祝建国七十年文艺活动联演”的戏码,请看:

3月3日(陆光国剧队)

  • 《打焦赞》(李陆龄,刘陆勋,杨传英)
  • 《回窑别妻》(吴兴国,胡陆蕙)
  • 《大登殿》(周正荣,吴陆君,李光玉,杨传英)
  • 《陆文龙》(朱陆豪)

3月9日(各剧队联演)

  • 《七星庙》(王凤云,刘慧芳)
  • 《十字坡》(李环春,翁中芹)
  • 《大保国》(严兰静,周正荣,陈元正)
  • 《庆顶珠》(哈元章,徐露,吴剑虹,高德松)

这次不仅有“打”“回”“大”“陆”,而且还有“七”“十”“大”“庆”呢!

如今两岸早已不是过去敌对的状态,而京剧也不是政治宣传的主力军了。尽管政治在文化艺术上的渗透仍然不能避免,但像上面这种非常有针对性而且回头看来十分有趣的文字游戏,却再也看不到了。相信如果现在还是当年的环境和氛围,大陆这边也会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就算不搞,小豆子也给编好了,就当是给建国六十周年献礼了吧,而且一水儿的现代戏,要充分体现在执政党的关怀下京剧艺术光芒四射的一面儿:

  • 《红管家》(河南省京剧团1964年编演,侯桂先、周善本、耿照芳演出)
  • 《朝阳沟》(中国戏曲学校1958年编演)
  • 《六号门》(天津市京剧团1964年编演,李荣威、厉慧良、林玉梅、张韵啸演出)
  •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北京新华京剧团1958年编演)
  • 《年年有余》(北京京剧团1966年编演,马连良、张君秋演出)

2009 年 5 月 19 日

长官意识

京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长官意识促成的——如果当年乾隆爷没有努力活到八十岁过那个生日,也就没有徽汉合流,京剧也就是没影儿的事儿了。

后来京剧乃至整个戏曲的兴衰荣辱,都是和长官意识有着密切联系的,领导的好恶对一个剧种的兴衰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强的。比如“百花齐放”、“样板戏”、“音配像”等等,这些历史名词有的是对戏曲发展有益的,而有些则是危害不浅,直到如今的各种政绩戏,也是这种意识的产物。

长官不爱戏或者不懂戏,从戏迷的角度看也许不是件好事儿,但是如果长官太爱戏了,也不见得就真是什么好事儿,比如像安庆公安局最近发生的招录公务员这件事儿

安徽安庆市公安局2009年招录“黄梅戏表演类”专业公务员
安徽安庆市公安局2009年招录“黄梅戏表演类”专业公务员

“夜夜笙歌”的形象附在人民警察的头上实在不太好看,虽然也许安庆公安局的长官是黄梅戏迷,希望借着小小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戏瘾或者普及黄梅戏,但恰恰是这小小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艺术玷污了。

其实,我们既不需要戏迷长官,也不需要外行领导,只要一方面在戏曲院团里说得上话握得着权柄的领导是内行,能够把戏导向正确的道路;同时另一方面,行政机构里的长官不要对文化艺术领域指手画脚,这样就足够了。也就是说,既要文化体制内没有外行,也要文化体制外的内行不去影响文化体制本身,那么这样至少就会给戏曲创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不过现在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完全相反,戏曲院团内的领导层没有懂戏的,戏曲院团外的领导层却总要犯戏瘾,也就难怪会有种种怪事儿了。

2007 年 5 月 17 日

“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

北京京剧院新编剧目越来越不着调的原因终于找到了,王玉珍院长说:“北京京剧院党委有个特点,就是每有重点新剧目,就在剧组成立临时党支部。”(另有更多说法见这里这里

这么多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仍然没有改变。小豆子不怀疑我党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但是艺术上政治挂帅,是绝对应该否定掉的。比如这句看似赞扬的话:“‘五一’黄金周期间,北京京剧院全面开花。绝响30余年的传统武戏《龙潭鲍洛》重现舞台……”实际上应该质疑:为什么这么一出好戏,会绝响三十余年?三十余年前,你们都干嘛呢?折腾什么呢?

挎刀并不是党员才做的,甘当绿叶的品质也不是只有党员才有的。这就像混账庸官也不是我党特产一样,这些好的、坏的,都是千年下来积出来的,大可不必把所有好的特质都往党员身上揽。艺德,这在党出现前就有了。

小豆子宁愿相信这种把我党在京剧院中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块文章纯粹是给北京市党代会所做的应景之作。假使北京京剧院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三十年前的作风运作,那真是太可怕了……

2006 年 1 月 6 日

姚文元死了

新华社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最著名的地方,应该就是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号角,而这恰又与京剧相关。人已死了,文章犹存,今天再看,算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吧。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

从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 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 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 “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颈,“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 “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 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1569年夏到1570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 “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24万亩,有的说40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 “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 “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野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尝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 “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1587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1644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60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 “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 “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4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15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 “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尝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 “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 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2005 年 11 月 6 日

中央领导们和《智取威虎山》剧组合影(附文)

西西河潜水的时候发现的,有文献价值,转过来,感谢KHC的好帖

中央领导们和《智取威虎山》剧组合影
中央领导们和《智取威虎山》剧组合影

声情并茂——赞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唱腔的加工

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1969.10.13)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江青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经过精益求精的加工修改以后,更紧凑,更集中,更丰富,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战友响应“九大”号召,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在文艺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向战友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智取威虎山》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革命样板戏。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就唱腔的加工,谈谈我们学习的初步体会。

《智取威虎山》在音乐唱腔方面有很多革新,很多创造。音乐构思完整,唱腔声部齐全,全剧音乐布局妥贴匀称,音乐形象鲜明而且丰富,本来就是《智取威虎山》的特色。经过最近的加工,线条更清楚,色彩更浓烈,很多地方都是画龙点睛的传神妙笔,使全剧的唱腔在原有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

《智取威虎山》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深山问苦”一场写得非常成功,它对于揭示人民战争的正义性、群众性,表现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子荣的精采唱段之一“管叫山河换新装”,这次在关键的地方又作了点染。“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一句作了变调处理,“血泪账”在西皮当中揉进了反调因素,延长了旋律,更加深沉有力,表现了杨子荣强烈的阶级感情。紧接着,把“要报仇,要伸冤”重复了一次,在原来的旋律前面垫了两小节较低的旋律,使这个重句形成上行推进,大大增强了“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力度。先后两句,悲怆激愤,对比强烈。“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管叫山河换新装”,“救星”二字听起来更为突出,“党”字落在高音上,自然地推出“山河”的升高的旋律,显得非常明朗。“新”字较原来提高了三度,又延长了一眼,更为鲜明突出,感情丰富。这样,就生动地展现了杨子荣的开阔胸怀和对于美好革命前景的无限向往。

“打虎上山”是展示杨子荣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很重要的一场戏,但它很可能被处理为过场戏。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恰恰把这一场作为一个重点场子,使杨子荣面对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大抒革命之情。这一场中杨子荣由“二黄”转“西皮”的唱段,从深厚到激越,在板式结构上,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为今后的创腔闯出了一条新路。转调处原来只用“望家乡”锣鼓过渡,这次加工,在锣鼓之前加了弦乐,情绪的变化衔接就更为鲜明而自然了。

尤其突出的是这一段“导板”的加工。《智取威虎山》中的两个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少剑波,共有三个成套唱腔。这三个成套都用“二黄导板”、“回龙”开头,然而都非常贴切,既合人物,又合情景。三个导板,完全不同,各有特色。加工后的“打虎上山”的导板,在前场闭幕之后,很快转入强弱分明、富于节奏感的进行曲式的幕间音乐,形象地描绘出均匀稳健的快马蹄声,时而交织着掠耳的风声,风卷雪花的呼啸声,连绵不断。就在这连绵持续、节奏鲜明的音乐声中,远远地听到:“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使人仿佛看到一位矫健的英雄,在一望无际的雪原林海之间,扬鞭跃马,意气风发,疾驰而来。“导板”从来是自由节拍的,这个导板创造性地运用了“紧拉慢唱”手法,是“上板”的。这样,唱腔和音乐就完全合拍,始终没有离开快马奔驰的节奏。“霄汉”二字翻高八度,因为保持均匀的节奏,在冲上高音之后,又装饰了一个“擞音”,增加了跌宕,显得更加轩昂挺拔,表现了杨子荣意气风发的革命斗志。

“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一段,板式繁复,层次鲜明,表现了英雄人物丰富的思想感情。这一次在唱法上又增强了力度和速度的对比,更加显得遒劲坚实。“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一句后的过门,发展了旋律,加强了音量,配合着演员的大幅度的圆场动作,更充分地表现出毛泽东思想给了英雄无穷的力量,情豪志壮,气吞山河。

少剑波的成套“二黄”,表现出他和杨子荣不同的年龄、身份和性格。开幕前,奏出了深沉稳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描绘了指挥员少剑波深思熟虑、统察全局的形象。当中两度用胡琴奏出“二黄三眼”的过门,预先暗示下场将有一段从容、舒展的好唱,手法很巧妙。几个简练的音符,很自然地引入导板,恰到好处。这次修改,把这一段的“二黄原板”删了几句,使全段更加洗练,也更加厚重,更好地表现了少剑波的稳重成熟。

小常宝控诉土匪罪状的唱腔作了一些改动,更感人了。“座山雕杀我祖母掠走爹娘”,“座山雕”三个字原来唱得比较低,“雕”字下有一个小腔,现在删去这个小腔,唱得高,唱得硬,突出了一个“恨”字。“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娘啊……”,“娘啊”二个字延长了旋律,揉进了哭腔,更加悲壮,加重渲染了小常宝对于仇人、亲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全段感情更强烈了。“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下面,原来是重复唱腔旋律作为过门,延续了唱腔的情绪,现在又增加了几小节激动的音符,把情绪又推高了一步,为下面“盼星星盼月亮”这一句打好了基础。“急速出兵”一场,增加了小常宝请战的一段唱,用的是小生“二黄”娃娃腔,以唢呐伴奏,节奏变化鲜明,很好地表现了这个苦大仇深的猎户女儿烈火燃胸的激动心情。“风雪里,峻岭上,狼窝虎穴我敢闯”,“风雪里,峻岭上”一句低唱,一句拔高,一起一伏,旋律延长,是对娃娃腔的突破。因为增加了这段唱,使小常宝的坚强性格更加突出鲜明了。

李勇奇的“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一段唱腔中,“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沿”一句“无边无沿”的节奏放慢了,这样,一方面烘托了长夜难明、无尽无边的情景,又和下面的“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强烈对比,造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转折。“纵有千难与万险”去掉尾腔,和“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连成一气,显得更为简洁紧凑。

《智取威虎山》中英雄人物的唱腔做到了声情并茂。演员们不只是唱字、唱腔,更重要的是唱情。唱的是人物,唱的是人物的精神气质,唱的是人物的思想感情。有些腔本来不一定很复杂,比如杨子荣的“血债要用血来偿”,“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都是普通的腔,但是由于演员用了充沛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唱,“血来偿”,“埋葬”,都唱得高亢有力,使观众受到强烈的感染。又如“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霄汉”二字的高八度上增加了“擞音”,难度很大,为从来的“二黄”翻高的导板所不能比拟。但是,扮演杨子荣的演员知难而进,成功地完美地塑造了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

《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同志不断革命、精益求精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是他们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速思想革命化,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表现。我们一定要向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同志们虚心学习,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

2005 年 8 月 16 日

《陈三两爬堂》的遐想

类似《陈三两爬堂》的故事,至今仍在上演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爬堂的并非是“烟花妓女”,而是被屈打成招的黄花姑娘。

最近几年公安部门不止一次地被爆出“处女嫖娼案”,即无辜女青年被指认为卖淫女的恶性案件。李凤鸣“吓唬吓唬”陈三两,无非是贪图“纹银二百两”。我们少数的公安干警,暴打之下,图的也是那笔罚金与指标。

李凤鸣:“大胆!再若强嘴巧辩,提防严刑拷你!”
江苏盐城法制办的郭主任:“我们的公安干警素质是高的,刑讯逼供是高压线,他们不可能去碰高压线的。”

李凤鸣:“公堂之上现有人契,人契上面谢得明白。有凭有据,怎说老爷我不公……待我与它盖印!”
江苏盐城法制办的郭主任:“处女不一定就不能卖淫,她就不能让嫖客口淫、手淫吗?这也是卖淫啊。”

李凤鸣:“拶了起来!”
受害人金磊的父亲金国瑞:“磊说,周彦才打了她30多个耳光,还用鞋踢她脚后跟。”

这种刑讯逼供,古来有之,而且进化的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动它不得。李凤鸣的年代,动刑还是法律允许的,但就这样,还是把按院大人陈奎给气着了:“听一言来怒气生,赃官竟敢用非刑!升堂我把狗官审……”于是李凤鸣落了“发往边外去充军”,赃银自然也充公了。而如今呢?法律不允许,或者说是所谓的“高压线”,结果逼供的后果,就是个74.66元的赔偿金。这还是在大众关注、媒体聚焦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我们不但没有从人治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而且似乎越走越回去了。执法的人,水平与觉悟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那只能用一个更加完整的制度,才能制约这些个“贪图银两害黎民”的酷吏们。

报道中一普通市民的看法是,受害人“还是幸运的,因为她是处女,还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她不是处女,她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她还能得到同情与关注吗?”是啊,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正如陈三两一样,如果她没有个做按院的义弟,她还有什么资本在堂上和那位“堂堂五品知州”讨价还价?亦或是,如果这位逼供的老爷不是她兄弟李凤鸣,她又是否能熬到陈奎的到来呢?戏,创造了这么一个环境,让报应昭彰。但是现实呢?无语……

《陈三两爬堂》李世济饰陈三两、闵兆华饰李凤鸣
《陈三两爬堂》李世济饰陈三两、闵兆华饰李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