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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悼念一下，豆妈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周五因为猪流感去世了 第一次觉得这个猪流感离自己的圈子这么近。

流感横行，全球同步，这年头大约因为信息传播得和流感一样快，而流量似乎比流感还大，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来势汹涌，铺天盖地。形势虽然严峻，我们也不必恐慌，多注意卫生，勤洗手，把自己的免疫力提高，一切就都不在话下了。

京剧里的人生病了，挺简单的，脑袋上面缠根绸子，有时腰里再系个裙子，这样就病了。无论什么大病，这个扮相就算可以了。另外在症状上来说，没有打喷嚏流鼻涕一类的飞沫传播，基本上就是“唔唔唔”地呕吐，或者昏睡。这个咱们在“探病”的指南里涉及过，就不絮烦了。

京剧里的病这么容易“得”，它其实去得也挺快的——把脑袋上的绸子摘了就可以了，演员自己动手就可以做到。《红娘》里的张生就是这样，相思犯了，病歪歪带这个绸儿，等红娘传书递柬，把情书一送到，张生哈哈一笑，起来摘绸子，好了。

《借东风》里的周郎也是这样，因为没有东风，心眼儿一小，愁得生病了。孔明跑到营中探病，写下了“欲破曹兵，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几行小字，周郎看罢，哈哈一笑，自己把绸子就给摘了。鲁肃还没明白，说“都督怎么样了？”孔明说：“他的病好了”。多简单。

叶盛兰饰《借东风》里病中与病后的周瑜

京剧里这样自己给自己“除病”的法儿很好，很高效，很健康。归根到底，京剧不是影视剧，要表现一个人精神状况由衰转好，演员固然可以在脸上和身段上做戏，但终究没法儿打个特写或者把脸弄点儿红光什么的，这样，脑袋上的这根绸子就很有必要了，带着和摘了，从台下看都很清楚，一目了然。

现实生活里，如果街上走的猪流感携带者脑袋上都带着绸子，还能自己解下来，那么在预防和治疗上，该是多么省事儿啊！

Google 中国在梅兰芳诞辰115周年的时候做出了一个涂鸦（Doodle）来，这，说明了几个问题：

第一，在行外，梅兰芳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京剧艺人，如果 Google 做出一个马连良、程砚秋这些与梅同时代有同样成就的，或者谭鑫培、王瑶卿这些是梅的前辈的，或者更应景一些如杨宝森这样正好诞辰一百周年的，等等，做出来恐怕都是费力不讨好的，都不会像梅兰芳这么有效果。

第二，梅兰芳在当今社会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归于陈凯歌的电影以及其他流行文化的宣传，电影好赖与否，它毕竟把梅的名声在现阶段又推了一把。如果真如八卦所云，关于周信芳的电影要开拍上映的话，相信 Google 也会在今后出现周的涂鸦。

第三，一个外国企业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远比本土企业关注的程度要深。

梅兰芳诞辰115周年的 Google 涂鸦

以上就是对 Google 中国10月22日推出的涂鸦的解读。

顺便说一下，又出差四天，回头见。

礼拜三，小豆子、小豆花、豆妈和花爸，四个人去听了一场“便服音乐会”。

所谓“便服音乐会”，就是一场相对简短的音乐会，时间安排在下班后，晚上六点半开场，八点就结束了，是多伦多交响乐团特为上班族准备的。听音乐会的人大可不必西装革履，也不必担心音乐会要进行到深夜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只要下班后提着包儿到场，坐下来听会儿，一个半钟后之后，回家吃饭。

演出手册

西方的古典音乐，面临着与中国传统艺术一样的困境，就是越来越难吸引年轻人了。去剧场听音乐会的，放眼望去中年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不过多伦多交响乐团有一个给青年观众提供优惠服务的组织 tsoundcheck，在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的年轻人，可以免费入会，进而可以买到打折的门票。这是吸引观众最直接的办法了。高雅艺术不一定要高价卖，普及什么玩意儿，走低价位是最简单的。北京的公交系统不是在赔本儿做么？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公交。那么同理，你一场京剧演出卖那么高的价钱，能有人来看么？这玩意儿再好，把梅兰芳给刨出来也不值那么多吧？

演出是分为两段，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专业术语，放戏里面说大约就是两折了。两折演奏前都有主持人出来以一种半叙事半讲解的形式给观众把演出作品的背景介绍一下，包括作曲家（当天为莫扎特和沃恩威廉斯的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逸事等等。以前前门的老车站京剧社在开场前，是由张金山给说上一段评书，介绍将要演出剧目的情节和背景，而且评书是中规中矩，穿着大褂儿，醒木、扇子都齐全着。一段书大约十几分钟，并不喧宾夺主，也算是普及传统曲艺的一种方式吧。本来，戏曲与曲艺就是相互依存的，唇亡齿寒。另外演出前把作品介绍一下也能调动起观众对艺术作品和创作者、演员、演奏员的兴趣。比如这场音乐会，主持人介绍了一些莫扎特的八卦，这就让人听着很有兴趣，有种想散场后回家上网搜索详情的冲动。

音乐会本身没啥说的，因为咱也不懂，去听热闹，就知道沃恩威廉斯的第四交响曲比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听起来还要热闹。外行看热闹嘛 两者都很好听，这就足够了，本来作为下班后的消遣，就是静下心来享受一下音乐的旋律。

散场后，在门口儿碰到发小广告的，一看，是日本能剧要在市里一个影院上演的传单。这法儿也不错，知道你来听音乐会的八成对别的传统艺术也会感兴趣，堵着音乐厅门口比满大街散发要更有谱。唇亡齿寒，如是。

上周日，和小豆花一起去看了多伦多国剧社的年度公演。

今年的公演挺特别的，是盛莉从艺三十周年纪念演出。关于盛莉本人，虽然在舞台和年度的春节联欢会上见过真人，但了解不是甚多。后来看演出手册，有篇个人介绍。只是手册现在不在身边，无法提供详情，等出差回来后会以琐记的条目方式录入的。

今年的演出是在周日的晚上6点45举行，对于第二天要上班的小豆子一族来说，等看完全场再回家就不是很方便了，而小豆花则是在周日白天还要上班，这就更不方便了。待赶到剧场的时候，头一出开锣戏刚演完。

因为是盛莉的专场，所以当天有三出她主演的戏码：《红梅阁》、《宋江杀惜》、《扈家庄》，三出戏的特色是：女鬼、凶杀、马上斗，与我们所熟悉的纪念演出演喜庆戏截然不同。

进场的时候，正好是《红梅阁》与《杀惜》之间的一个小节目：文武场演奏的京剧曲牌。放眼一望，除了熟悉的杨菲和方晔老师外，台上的其他人都不认识。其实像小开门、夜深沉这样的牌子，放在戏里做为伴奏配以表演固然好听，但这么单拿出来干拉，特别是要把曲牌抻长了演，后面完全就是卖弄琴技和指法，就差了点儿味儿了。

《宋江杀惜》之前，女主持介绍特地从沈阳赶来助演的赵向军，说到赵先生带了很多行套过来，以致超重被罚云云，意图体现赵先生不辞辛劳。可是主持人把“行套”说成“háng套”，这就很让人晕倒了 。大约主持人觉得这里应该避免出现“中国人民很行”这样的笑话，结果还是出了。功课没做好。

《宋江杀惜》的阎婆不错，就是不知道是谁演的，字幕和手册都没写。《杀惜》这戏，近些年算是比较冷的了，赵向军和盛莉配合得挺好，很多地方你不觉得是在“演”，不是在完成指定动作，所谓“戏要三分生”。特别是宋江打了手印之后，阎惜姣伸手抢书，而宋江手更快了一步，先把纸给按住了，此一段如真的抢书一般，完全没有做戏的痕迹。

观众也很配合，在有笑点的地方也都笑了，尤其是偶尔安静的时候能听到零星孩子的笑声，这在演员做表的时候发出，很明显。小孩子无非是看个热闹，他们哪儿去管什么“任凭改嫁张文远”与否。但家长们能带孩子来看这个热闹，就很好。前面说了，这一晚上女鬼、凶杀、马上斗全有了，可这样就真能把孩子们的价值观给看毁了么？未必。二十世纪的头六十年，有多少出入戏院的孩子呢？而我们发觉需要更多的“素质教育”却是在新旧世纪之交。

《杀惜》演完，上半场结束，中场休息。时候也不早了，不然到家就得半夜了，于是，小豆子和小豆花只得中途退场了。也没有在剧场里联系到应该也在观众席里的咸鱼干和 George。没法子……

在二楼，也没拍照，也就没有照片了。

不要误会，小豆子不是这场婚礼的主角儿。

上周末，9月20日，部门同事大卫结婚了，多好的日子，20-09-2009。这是大事儿，因为大卫属于大龄青年了——挨踢部门终于可以松口气儿，证明挨踢人不光是挨踢，也是有人爱的。

大卫是希腊人，所以这个婚礼，就是一个“Big Fat Greek Wedding”。

希腊这个文化据说也挺长的，而且据说这么长的文化一般都有自己的一套玩意儿。希腊婚礼挺有特色的，与平日里我们在教堂见到的那些西式婚礼不一样，新郎新娘全场没说什么话，背对观众，大部分时间，我们就看到一个大主持在那儿连说带唱。

啊，连说带唱呢。西河大鼓什么样，这位大主持就什么样——说一段儿，唱一段儿，只不过旁边儿没有弹弦子的，全靠大主持一个人自说自唱，伴奏都不用，而且是英语和希腊语两种交替着来，语速一直很快，乐感也很好。干唱，都不用打板儿，比太平歌词少块儿玉子，但是照样节奏掌握得很好，也很好听（就是有一多半时间听不出来他唱的什么 ）。

不仅如此，这个希腊说唱曲艺在台侧还有伴唱的，这位伴唱先生高坐于彼，侧脸对着观众，在大主持说唱一段儿之间，要接一两句词儿，有种回声的感觉，但又不是完全重复原词儿，给人一种来自天上的声音（希腊不是满天都是神仙么）。比如（比如啊）大主持唱：“今天大家得团圆，一人一碗炸酱面”，这位伴唱就会附和地唱道：“炸酱面，还有蒜！”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希腊的这种说唱形式，在感觉新鲜的同时，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各民族自己的玩意儿，只要原汁儿原味儿，观众听得懂与否并不重要，毕竟感觉的是一种气氛。这样的婚礼，不仅是喜庆的气氛，还有一种民族的气氛。想搞成兼顾所有观众的大杂烩？那只能大砸了。

涉及肖像权，就不发带人影儿的照片了，拍张台子上方的壁画，很有希腊特色。

教堂里的希腊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