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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又要到清明节了，又是追念逝者的时候。

逝者为大。这一点在很多京剧的剧目里都有很好的体现。比如《潞安州》里的陆登，被金兀术打破城池之后，为国尽忠，自刎身亡，彼时立尸不倒，受了兀术三拜才跌倒尘埃。还有多年不见舞台的《汤怀自刎》中的汤怀，也是在自刎之后尸身不倒，又是兀术感叹忠良，深施一礼后，方才倒下。

对待死节的敌人，我们尚且应该秉持逝者为大的精神表示尊仰，那么对于其他逝去的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更相关的人，我们则更是应该对其表示尊重和敬仰。亵渎不得，更不能孟浪、甚至去拿逝者来消费。

也正因为此，必须要对愚人节那天“韩寒”（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我们已经无法确定署名“韩寒”的东西是否出自“韩寒”之手了）出来貌似缅怀实则消费张国荣的行为鄙视一下。这是对逝者的不敬。而且这也不是“韩寒”第一次这么干了——钱锺书去世时他就干过这么一次。当然，这个世上也不光“韩寒”一个人这么干过——打着缅怀的旗号塞私货的大有人在。这会儿能想起来的如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亦是一个路子。

深深地缅怀一下，并不需要太多辞藻（甚至文学虚拟创作）来修饰，而是要有着平静的心态。在该静下心怀念的时候，不应涌出那么多杂念。

谁不是世间来来往往人？还是给忌日和清明一份宁静，不要太功利了。《御碑亭》里孟家的老两口唱得好：“叹人生在世间梦幻泡影，转眼间尽都是黄土新坟”。

《三国演义》里，吕布下邳被擒，曹操想劝降陈宫，而陈宫执意取义成仁。于是曹操把陈宫的家眷拿出来说事儿，道：“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 ”陈宫对曰：“吾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耳。” 曹操无奈，在把陈宫推出砍头之前，吩咐手下：“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

尽管贯穿《三国演义》始终的是拥刘反曹的主旋律，但作为一代枭雄，曹操不可能一辈子什么人事儿都没做过。能够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宏才大略的魏武，必然有其过人的地方。善待陈宫的家眷就是一例，毕竟，对手是对手，与家眷无干。

京剧《白门楼》用更易懂的京剧语言保留了上面这个情节：

曹操（白）公台一死，伯母仁嫂置于何地？
陈宫（白）我闻治天下者，不绝人之妻，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室，但凭于你！
曹操（白）来，将陈宫家眷送回原郡，好生照管！

应当说，尽管戏台上的曹操一直是一张大白脸，大家见了总是“奸贼”长“奸贼”短地叫骂（《白门楼》里也不例外），但还是一样可以做出这种大丈夫的行为来。

另外有一出《三国》戏叫《冀州城》，说的是马超攻打历城失败，败回冀州城外，却发现城里的降将已经兵变，并把他一家大小绑到城楼之上，不但用言语刺激，而且一刀一个把马超妻小当着他面儿给杀了。这戏里的马超是武生，表演上很吃功夫，眼看自己的亲人被杀，每一刀下来，不是吊毛就是僵尸倒，场面很火爆。

《冀州城》这戏另一个名字叫《有勇无谋》。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编这出戏的人对于马超的评价了——有勇无谋，这是导致败走历城继而一家冀州被杀的最根本原因。编剧毫不吝啬地用“有勇无谋”来概括这出戏，真是直白。编剧的好恶一目了然。

这出戏里，在城楼上绑着马超妻小相威胁的两员降将，梁宽和赵衢，被编剧安排了两个小花脸，也就是丑角儿来扮演。两个小花脸这样的安排，用意也是很明显的。二位在城楼上一派小人得志的样子，手中攥着马超的妻小，面对马超而又不必正面交锋，隔着城墙跳着脚骂。好恶分明的编剧，不但不欣赏戏里马超的有勇无谋，也同样不欣赏这种小人嘴脸和行为。

无能无力与人正面交锋、只会出阴招从对手妻小那里下手的鼠辈，这种角色，由丑角儿来扮演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放眼目下，曹操那样的人物，真是少有。小丑之辈如梁宽、赵衢者，则比比皆是！

1963年的时候，中宣部因为当时农村的迷信活动开始“吹又生”，需要在宣传口上搞一个配合破除封建迷信的作品，于是建议中国京剧院编排《河伯娶妇》。这出后来由翁偶虹执笔的新戏，定名《西门豹》，我们现在常见的袁世海那张笑眯眯的剧照，也即此戏。

《西门豹》袁世海饰西门豹

印象中，《河伯娶妇》的故事在小学的语文课里便学到过。零星能记得的，就是西门豹智慧地把一票装神弄鬼的巫师逐一推入波涛中，当着邺城老百姓的面儿揭穿了这个骗局。而这出《西门豹》的主题，却不仅限于此。翁老不愧是大家，白头翁老先生在录入《西门豹》这出戏的剧本时，给的评语也是：“《西门豹》剧本，浏览一遍，翁老果然大手笔！”

翁老认为：“戏的主题，自然在于破除迷信，而破除迷信的真正后果，又不只是彻底消灭了巫风，更重要的是治河弥患，兴修水利。所谓‘相度地势，视漳河水可通处，发民凿渠共十二处，引漳河水入渠，既杀河势，又腹内田亩得渠水浸灌，无干旱之患，禾稼倍收，百姓安业。今临漳县有西门渠，即西门豹所凿也。’这才是西门豹治邺的最大政绩，同时也是西门豹破除迷信、取信于民的最好实政。”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门豹治邺，并不是简单地把树立了多年的神话把子推倒就完事儿了，启发民智如同开凿水渠一样，需要理性客观的科学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手段破除同样狂热的迷信。有些时候，推倒一个被神话了的把子恰恰是最容易的事情，难而又难的，反而是如何让在神话框框下生活了多年的人们开始以理性的态度来思维行事。

显然，即便是中宣部，其着眼点也没有达到翁老或者两千多年前西门豹的境界。破除迷信事易，破除迷信的环境和思维定势却不是那么好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人们依然像相信河伯那样相信有神一般的人物存在。更讽刺的是，在1963年之后的几年后，更大的一场神化运动直接由中宣部接手炮制。

在全民不能以理性的思维看待各种事情的情况下，在媒体和舆论导向不能把公众引向更深层的思考论战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个从神化到被戳穿到又一个神化的循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标准，质疑都质疑不得的权威和领袖，也就会不停地出现。

顺便说一下，翁老的《编剧生涯》一书，对自己毕生创作的剧本如数家珍，细节处的朴实描写能让人身临其境，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其作品的热情与熟悉——这显然是一个作家对其作品应有的态度。翁老一生百余出剧本，是其如数家珍的本钱与成绩；而他幼年时接触的各种古典文学、骈文和京戏，正是这些剧本的基础。成一代大家，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所谓：九仞之山，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最近，多伦多华人圈儿里比较大的新闻，莫过于多伦多市政府通过了禁止售卖鱼翅的法律。根据这个新法：

在多伦多市拥有、出售、消费和交易鱼翅或鱼翅产品都属非法行为，宽限期为半年，以后如被发现违法第一次将被罚5000元，第二次25000元，第三次10万元。

这场禁令的起源，是几个议员（包括一名华裔）认为获取鲨鱼翅的方法导致了鲨鱼濒临灭绝。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渔民们捕捉鲨鱼之后把鱼翅砍下然后把鲨鱼扔回海里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手法太残忍了，太坏了，所以一定要禁吃鱼翅。

可问题是，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吃鲨鱼本身并不犯法，而同时并不是所有的鱼翅都来源于这种浪费的杀戮，很多是来自正常整条捕杀的鲨鱼。显然，鱼翅只会来自被虐杀的鲨鱼，这一偏见的看法被一些议员和环保人士认为是真理。

进而，华人为了吃鱼翅不择手段这一偏见的看法也被认为是真理。

进而，吃鱼翅被看成是华人特有的行为；进而，吃鱼翅又被看成是一种“落后愚昧”的行为；进而，这些又都与华人开始画等号了。

豆家从来对吃鱼翅都没有兴趣，认为不吃鱼翅也没到活不了的地步，但同时也认为别人正常吃鱼翅也没妨碍了环保什么事儿——尤其是当这鱼翅本身的来源是堂堂正正的。而这件事儿在华人圈儿里已经被吵到涉及种族一类的地步，远不是一碗汤应该承受的。

这里的问题是，一些赞同禁翅的同胞们，把吃鱼翅提升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如何落后的高度。诚然，鱼翅这玩意儿没啥营养，不如吃粉丝来得痛快，但是你也犯不着说吃鱼翅就是愚昧落后的行为，甚至把它归到中国文化中来。

虽然吃鱼翅还远算不上是文化，但是我们一些人这样习惯性地否认自己的文化，自西风东进以来的百年间，似乎就没有断过。汉语拉丁化、破四旧、“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等等，种种的不自信，即表现于此。

吃一碗鱼翅，或者京剧中踩一付跷，就可以被贴上腐朽落后的标签，进而讨伐，直到其被消灭。而其实，如果一个东西真的与现代文明社会不相容，那么不用管它，它也自然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而这种人为打压，也许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它消失，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了，看风水，瞧手相，包括戏曲舞台上的踩跷，且不论好与歹，这些曾经被批判的东西，哪一个还不是又都回来了？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大可歇歇，用平常心看待一些事物。

就像今儿晚上的这个万圣夜，从小朋友到大人，一个个装神弄鬼，在正经的基督教徒看来是毫无宗教意义的，保守派的教徒甚至也曾强烈抵制过这个“节日”。但年复一年，大家也无非把这个当作一个乐子罢了，那反对方也就不用上纲上线到不虔诚，或者用我们的手法把它打成“封建迷信”。从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不同的文化习俗，互不相扰，互不干涉，无疑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京剧《四进士》的一个主线，是老人家宋士杰的好打不平。

话说宋士杰刚一出场，自报家门后走在街上，见到一个女子（杨素贞）被一群无赖追赶，正要向前“去管闲事”，又突然想起来自己当初就是因为管闲事而被从衙门里革退，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索性不管了。正当宋士杰心里嘀咕的时候，杨素贞喊了一嗓子“异乡人好命苦哇！”这句话把宋士杰打醒了。这“异乡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外地人”，外地人在本地受欺负这种事儿，在本地人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可宋士杰意识到如果他不出手来管这件事儿，恐怕别的本地人也就会漠视地走过而不管。因此，宋士杰决定管一管。于是，他把老婆万氏叫出来，夫妻俩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宋士杰（白）行在街市之上，只见信阳州一干油头光棍，追赶一个女子。若追在无人之处，那女子定要吃他们的大亏。我将你唤将出来，商议商议，设法去救她一救啊。
万氏　（白）哎呀，你这个老头子，上回净为你爱管闲事，衙门里头把你的差事都革了。怎么今儿个你又要管闲事来啦？要去你去，老太太我可不管。
宋士杰（白）我本当不管，那女子言道：“异乡人好命苦！”念她是个异乡人，救她一救啊。
万氏　（白）管她什么异乡人、内乡人的，我不管。
宋士杰（白）你既然要学大慈大悲，应当管一管啊。
万氏　（白）不管！
宋士杰（白）你是个好人，管一管。
万氏　（白）不管！不管！
宋士杰（白）不管？是啊！“救人一命，少活十年”。
万氏　（白）你这个老头子，你怎么越老越糊涂啦？人家谁不知道，“救人一命，多活十年”，到你这儿怎么少活十年了？
宋士杰（白）少活十年。
万氏　（白）多活十年。
宋士杰（白）少活十年。
万氏　（白）多活十年。
宋士杰（白）少活。
万氏　（白）多活，多活，多活！
宋士杰（白）你晓得多活，为什么不去救她？
万氏　（白）哦，好你个老头子，敢情你这个话是跟我这么绕着弯儿的……我说老头子，咱们要是打出祸来呢？
宋士杰（白）有我担待啊！
万氏　（白）怎么着，有你？
宋士杰（白）
万氏　（白）好了！

在宋士杰三言两语的激动下，万氏出手，并成功救下了杨素贞。

难得啊。在信阳州的街面上，想必看到杨素贞被无赖追赶的路人不少，但是出手相救的，却只有宋士杰夫妇。可即便是这二老，也都是在一番心理斗争之后才出手的。而这心理活动，也恰恰是做了好事怕惹麻烦的人会有的。这出戏在这些小处上的描写是很仔细的：宋士杰并不是被写成一个十足的英雄人物，见到需要救人的情况便挺身而出。相反，作为一个有阅历的老人，体会了多少人情世故，见遍了无数世态炎凉，在做好事之前，也就多了一些嘀咕和犹豫。但无论心里怎么反复，最后，老人还是伸手把人给救了。

如今，所有的迷信报应说都被打破了。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救人一命既不会多活十年，也不会少活十年，少惹麻烦倒是真的。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嘀咕和犹豫中，我们的社会上，见死不救的人越来越多，见义勇为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这样看来，现在的社会与明朝嘉靖年的信阳州看起来很像。而这信阳州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八府巡按毛朋给了包括信阳州在内的下五府八个字的考语：

官是赃官，民是刁民。

官风与民风的互相影响下，造成了这样一个冷漠的社会。而也只有这样的社会环境，鲜有的抱打不平见义勇为行为，才会被拿来编成戏演，被当作新闻来报。

我们也都是凡人、小人物，所以在做好事之前，也是可能会像宋士杰那样自思自想一下，但请不要连想都不想便冷漠地离开。自思自想的目的，也不是要为自己找一个不伸援手的理由，而是要停下脚步来，问一问自己的良心。

京剧《四进士》里面，包含了很多古代打官司告状的规则套子，放到今天，还都能找到影子。

比如，作为巡按的毛朋，出场之后念的“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龙锯角，遇虎拔毛”。这种气势的巡按，与如今的巡查组，差不太多。

比如，毛朋私访前，叫人张贴告示，“若有贩卖人口者，责打四十大板，一面长枷”。这是典型的拍脑袋就出一条法规的做法。

比如，毛朋替杨素贞写状的时候，对于赖词的解释，是“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状子入公衙，无赖不成词”。“无赖不成词”应该是对如今遍地摔倒的老太太最好的注解了。

另外，剧中“百姓告官当问斩”的法律法规，“三百两银子押书信”这样“官吏过柬、密札求情”的潜规则，杨素贞“越衙告状”比之如今的“上访”，凡此种种，你会发现，我们周边的法律系统与京剧世界中反映的封建法律体系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因此，对于看惯了戏的人来说，面对时下“法治社会”发生的种种怪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远没到拍案惊奇的地步。当然，自辛亥革命始，封建社会已经被推翻一百年了，其中还有十年把帝王将相什么的都赶下了舞台，可法律和法制的建设，竟还有很多停留在百多年前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拍案惊奇。

几个月前，公司的内部厕所进行了改造升级，马桶换成自动冲水的，连洗手池边也装上了红外线感应的洗手液容器。不过，题外话，对于自动马桶还真是不感兴趣。

前几个星期，其中一个容器的一个小指示灯开始间歇性地闪烁，看了一下旁边的图标，应该是说洗手液快用完了，需要添新的了。几天之后，洗手液彻底用完了，也不见打扫卫生的保洁人员来添。又过了几天，有人在容器上贴了一个小纸条，写上“请添洗手液”，次日，灯不闪了，洗手液也有了。

上周开始，另一个容器也开始闪灯了，可直到今天，它还是在闪。可以想见的是，那里也需要一个纸条来提醒保洁人员关注一下这个新设备，并习惯它。

有一次和小豆花去梨园书店淘货，碰到两个来自中戏的女学生也在挑东西，还在问店老板是否有什么程派《贺后骂殿》的影像资料——因为要学这出戏了。

这一点比较让人吃惊，以前想象在戏校的同学们，对于戏校资料库里那么多好东西，几乎是唾手而得的事情。反倒是我们这些校外人士，要想接触这些东西，都得求爷爷告奶奶拉关系找后门，才能有可能弄出来一些。没想到，敢情校内人士也是如此，或者说，作为初级的学生，你肯定接触不到这些。

有一年和太爷、枯石瘦木等一众夜宴聚会，在散会的路上，枯石兄提到他们学校里的图书馆可能有很多老的文字资料，不过唯一的问题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他们这种博士生能触及的——得有类似教授的介绍信还有什么来着，反正给你的感觉就是高不可及。束之高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让资料高高在上而俯视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拥有资料的一方有点儿像不能完全掌握新设备使用的保洁人员那样，手生，对于手中的东西、特别是新东西、还不熟悉。但更多的情况是，资料的拥有者对资料并不去认真了解，不去认真整理或保存，甚至对其重要性也毫不知情。而同时，他们又有点儿像掌握着储藏室钥匙的保洁员那样，让你自己不能轻易地把洗手液充满——尽管这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而毫不介意。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即便他们不去做，外人也不要来插手。

小豆子一直坚信，越是珍贵的资料就越要流传到民间才有可能长久保存下去，但在开放之前，会有多少资料因没能逃过岁月和人为的摧残而烂掉，就不敢深想了。毕竟，现在这个时代，像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机构都不能去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馆藏，这期待值又能有多高？而那些资料的掌管者，是否能像保洁员那样，在被人提醒了之后，有所作为——哪怕只是尽一下该尽的职责，把洗手液填满。

七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阿联酋，出差。趁着现在还记得一些，并且没有前几天那么忙了，写下点儿什么。毕竟，这种地方不是说去就去的。

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说阿联酋这个国家，应该是某次足球比赛，咱们的国足和他们踢来着。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亚洲有个名字听起来像球一样的国家。说到足球，阿联酋本地的媒体竟然还会关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无论报纸上还是电视上，体育新闻板块都会有所覆盖。也许，有些东西从远远的地方眺望比离近了瞅要好看吧。

在去阿联酋之前，做了一些功课。这个神秘的地方，传说是极具阿拉伯保守风格的。比如，男女不能当街拉手（当然，作为和同事出差的小豆子不用担心会犯错误），女同胞不要穿着暴露，等等。

到机场之后，排队过海关。放眼一望，海关的官员都是白色的长袍，包头巾、头箍、拖鞋，传统的服饰。看来，尽管西方的文化在冲击着世界上各个角落，在中东这一隅，阿拉伯传统服装还是相当有市场的。

事实上，阿联酋并不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是随处可见。在迪拜的各种大型商场里，满眼都是写着洋文的外国专卖店，如果不是走在商场里随处可见的长袍男和黑袍女，你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在阿联酋。这些漫步的人，除了身着传统服装的本地人，还有一大半穿着各种服装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之前做的功课基本上都没用了：你可以看到短衣短裤的妇女，也可以看到牵手的情侣，甚至于，在一个英国风格的酒吧里，你能看到真主安拉的追随者抓着酒瓶豪饮。这是一个各种文化信仰交融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和我朝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他们个体身上所带的传统符号，更加明显，因此，这种不同文化特征的同时出现显得更加“耀眼”。

迪拜现代化商场中的各色游人

看来，任何文字上的描述都不能准确并完全概括一个地方文化的状态，而固然几天的行程亦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深入其中的体验，还是比流于文字表面要好得多。

不得不又说回我们的传统艺术。如今，对传统艺术有兴趣的新一代越来越少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多少亲身接触这些文化和艺术的机会了。想了解京戏，自然要走进剧场去看，通过广播去听，耳濡目染，熏陶。诚然，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多元的，不似以前那样只有几种艺术形式。但也正因为此，国家也好，电视台电台也好，既然喊出了要继承振兴的口号，那就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大众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艺术，就像一个旅游地希望游客体验当地的文化，就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游客来访那样。我们不是也有时候指责一些连中国都没去过的外国政客如何对中国的情况指手画脚么？

当一场戏的票价动辄上百，当广播里很难听到戏曲的声音，人们对这些传统艺术的认知也就只能停留在旁人的议论或者文字的描述上了。而这种停留在非亲身接触的认知，对了解一种文化艺术毫无帮助，只会产生各种的偏见。像到达阿联酋之前听说的封闭保守的文化那样，没有条件接触京剧的人会继续以为这个艺术形式节奏慢、唱腔拖拉，甚至是所谓的只有老年人才喜爱的艺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周末大戏台”节目，节目开头是这么说的：

不进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进周末大戏台，又怎能知道这戏苑百家，精英荟萃！周周有好戏，周周都精彩，欢迎走进周末大戏台！

“走进来“的道理显而易见。不过，中央台把这档戏曲节目放在“老年频道”播放，而且多少年如一日地在这档周末节目里重复播放梅兰芳、马连良的《汾河湾》、裘盛戎的《牧虎关》、王玉磬的《辕门斩子》等不出十出戏的录音，来来回回地播。这种作风和暗示，又能让多少路人通过这个戏台“走进来”呢？

中国京剧院这几年净在名头儿上折腾了。2007年的时候把名字从“中国京剧院”改成了“中国国家京剧院”。而这几天，又开始与联名北京京剧院，号称要为京剧“正名”。

其实呢，凡是本民族独有的玩意儿，拿到外国去说，理应当用音译这种方式。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意译，都不能完全原汁原味地表现这个独特的事物。音译方面，日本有很多例子，比如英文里的 sushi（寿司）、tofu（豆腐）、go（围棋）等等，都来自日文的音译。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本来像豆腐和围棋这些东西都是源自中国的，但是我们却很少音译自己独有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是意译的例子：豆腐是 Bean Curd，鸳鸯是 Mandarin Duck（跟北京烤鸭的 Peking Duck 似的）。削足适履之下，京剧被称为 Peking Opera 了。

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这个 Peking Opera 已经叫了这么多年了，外国友人也都明白北京有这么一个剧种，虽然叫“歌剧”，也和他们自己那一套不是一回事儿。Peking Opera 的名头已经叫出去了，现在又要改用 Jingju 这个叫法，这只能是穷折腾。

不单英文，整个西语系基本上都是沿用京剧的意译名字。不知道两家京剧院想过没有，光改一个 Peking Opera 是不够的，法语的 Opéra de Pékin 呢？德语的 Peking-Oper 呢？西班牙语的 Ópera de Pekín 呢？等等。这场“正名”活动能产生的效果无非是把所有对外宣传的印刷资料再重新印一遍，京剧院的外文名牌也都换一遍。而老外用不用，这两说着。

话又说回来了，老外认可这个翻译怎样，不认可这个翻译又能如何？小豆子相信，至少在目前来看，京剧的广大观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还都是说中国话的中国人吧？不下心思琢磨怎么给这大多数人弄出些好看的戏来，光变着法儿算计那么几个洋人，京剧院的闲人真是挺多的呢。

记得当年韩国出来要求我们不要再用“汉城”啦，都改叫“首尔”。那会儿我们说，你看，高丽人是多么的不自信哪。那么京剧院今番要求给京剧的洋名搞“正名”，也是这种弱势心理在作怪了。

最近网上热传一篇题为《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太重要啦》的文章。内容老掉牙了，无非是说文革之前高新阶层如何“触目惊心”，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戏曲演员）如何拿高工资，云云。那么言下之意，为什么有文革呢？都是因为要扫灭这些腐蚀社会的“寄生虫”，文革无疑成了一个反腐败的大运动。

这种论调不值一驳。戏曲演员拿的钱多，那是人家有本事能够叫满座。没有偷税漏税，也不劳国家养着，拿的都是辛苦钱，多了又如何？这是人家的艺术价值。这种看着人来钱自己来气的行为，正是当时让一部分人疯狂加入到运动中的心理驱动。

至于说给演员带的其他帽子，什么流氓啦、反共啦，生活作风多么差，就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讲到这儿，把柜子里的一本小册子给请出来，大家一起来见识见识。

话说这是1967年6月上海革命中教联造反兵团印的，册子的名字就让人吓一跳——《要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枪毙厉慧良》。你看，厉慧良的罪状何止作风和反动，都够出册子，而且还都已经给人定罪了。

《枪毙厉慧良》

我们看看目录，就大约知道这个册子大约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一）砸烂黑市委，枪毙厉慧良——把反革命坏分子厉慧良的后台老板统统揪出来示众
（二）厉慧良是个什么东西
1、厉慧良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时刻妄想变天
2、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
3、大搞流氓活动，并用此来发泄他的阶级仇恨
（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如何包庇反坏分子厉慧良的！
1、厉犯的救命恩人——贺龙
2、厉犯的“保险箱”——天津黑市委
3、欺骗中央、放厉出国，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天津黑市委
4、保护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厉慧良的是——天津黑市委王亢之，白桦（原册此处印作“白华”）
5、破坏“五反运动”包庇厉、丁反坏集团的罪犯——娄凝先、白桦
6、欺骗党中央，包庇厉犯让这个反坏分子四次为毛主席演出——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天津黑市委
7、欺骗中央将厉犯拉进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是——徐平羽，周巍峙，张梦庚，谢国祥
8、贺龙，罗瑞卿下达黑指示
9、破坏四清运动，包庇保护反坏分子厉慧良的是——黑市委万晓塘、谷云亭、樊青典、王元之、白桦、桑仁政
10、享受特殊待遇的“犯人”
11、文化革命中继续保护厉犯，镇压革命群众的凶手——天津黑市委谷云亭、陈阜、樊青典
12、天津黑市委，天津市检察院，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厉慧良的又一铁证——对厉犯的“判决书”
（四）看看隐藏在中央，地方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干的罪恶勾当

汹汹来势，咄咄逼人，仅厉慧良的后台，就被造反兵团揪出了这么些位来：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前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
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
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
前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

等等等……

“一时多少豪杰“，就这么一下成了“厉犯”的“后台”。

文革距离我们有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前，也是五月这个时候，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可是到了今天，一些人非但没有认清那场运动给民族和文化带来的伤害和损失，反而又要为其张目。借着今天社会贫富不均的事实，以仇富来煽动人误读历史，无视错误，甚至要走回这条路上来。

厉慧良怎么样？诸位看客都熟悉京剧，不需小豆子在这儿絮叨。但就是这样的角儿，别人反手就能罗列出一个单行本的罪状来，真是叹为观止。群众固然有其盲从性，但这样不动脑子的盲从却正是值得警醒和反思的地方。今天的社会条件都不用人满世界张贴大字报去，几个键按下去，一篇没头脑的文字就被散得遍地都是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部分人还是喜欢跟着起哄。不长自己思考的脑子也就罢了，记性好歹长点儿吧？这不就才四十五年前么？

最后以小册子中的一段话来结尾吧，看看厉慧良曾经“叫嚣”过什么？

解放以来厉犯一贯仇视我党和人民，公开赞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天下”的谬论，污蔑我们国家不民主，狂妄地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艺术决定一切”、“艺术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