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价

《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段摘抄胡渭的《禹贡锥指》,内中讲金银的折算比例。由金子多少换的说法,想到了京剧《南天门》里曹福拿着曹玉莲的金耳环去换钱的情节。当时店家让伙计“按市价合来”,伙计有云:

金耳环一对三钱重,金子十四换。三得三,三四一两二;银子四两,外找大钱二百。

这段换钱的戏之前,还有另一个店家,拿着金耳环不识货,反倒质问曹福金子是什么颜色的。当曹福说金子是黄色的时候,店家立刻就翻脸了,斥责“我们这儿的金子是绿的,你这是生黄铜!”这第一段换钱,又与后面雇脚程的遥相呼应,那个脚夫也斥责曹福说:“广华山惯出豺狼虎豹,吃了你的人算不了什么,要是吃了我的牲口,你赔得起吗?”甚至还预言性地骂曹福说:“有钱是你的,留着买棺材吧!”曹福遭了这两顿骂,都是无奈地感叹:“人不在势,这金子都变成了铜了!”“人不在势,都不如畜类了!”只几个演员前后几句台词,就把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写得透彻,实在是妙。

《禹贡锥指》谈到金子的价格,说在元朝“金价十倍于银”,而元朝之后:

明初,直又减。洪武中,每金一两当银四两或五两。永乐中,当银七八两。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金愈贵则政愈乱,君子可以观世变焉。

根据上面的说法,金子愈逢乱世愈值钱。即便今天的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当局势或市场出现动荡时,投资者一般会买入黄金以求避险,进而推高黄金的价值。而对比一下京剧《南天门》里的市价,我们可以看到,《南天门》里天启朝的“十四换”比其后崇祯朝的历史真实价“十换”或“十三换”还要高。未知是否是编戏的人有意为之,但戏中的这个市价,确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天启朝阉党乱政、国是日非的社会状况。

看戏,亦“可以观世变焉”。

鸡年的羊头狗肉

题外话:标题里,六畜占了仨。

扫了一遍鸡年的春晚,要吐槽的点太多,跟他们犯不着较劲。仅就最相干的两条絮叨一下吧。

冯巩一如既往地以“相声剧”的名目演出小品。这些年来他的那些作品毫无相声的痕迹,三翻四抖等相声技巧一个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还死活不愿意抛弃掉“相声”的名字?直接理直气壮说自己在演小品不好么?难道是要表示自己还坚持在说相声?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第一例。

春晚的戏曲节目越来越鸡肋。每一位演员演唱的时间长度绝对与他们事前扮起来所花的时间成反比,更不要说除了对唱之外,其他唱段基本是在合唱,譬如俩包公、六个黄忠、十一个穆桂英,大有闹妖的感觉。这种合唱,让你根本听不出来每个人唱的怎么样。少数独唱或对唱的也会配一群伴舞的。戏曲为了“适应”晚会的环境,从整台戏缩减到折子戏,再从折子戏缩减到唱段,进而唱段也被催得只剩下快板、流水一类快节奏的板式,再到现在动辄人海战术的合唱,已经失去了戏曲本身的味道。

春晚戏曲唱段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原唱段做胡编乱造的修改。以今年的京剧唱段为例(地方戏不太懂,但貌似地方戏每年都是那几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为救李郎离家园”,这么重复也是个问题),《对花枪》的那段西皮,唱词被修得如胡言乱语的呓语。先看一下原词:

未曾开言好心酸,
不由我双泪洒胸间。
自你走后四十载,
为妻盼你掉朱颜。
两眼望穿泪涟涟,
十夜常有九不眠。
如今儿孙俱长大,
你我夫妻得团圆。
不曾想你却把心变,
做了忘恩负义男。
今日若不望众将面,
定叫他跪死在这寨门前。

很显然,这段唱并不适合登上春节的舞台——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我们的艺术家们,不知道是只会这一段,还是要显手段,愣是把这苦情的词儿给改了:

未曾开言好心欢,
点点喜泪洒胸前。
自你走后四十载,
历尽艰辛苦度时光。
思念夫君依门望,
我朝也盼来晚也盼,举家大小喜洋洋。
你我老来重相见,
一家大小笑开颜。

改得连辙口都不要了,可以在言前与江阳两辙之中任意穿梭。新社会不仅可以把鬼变成人,还可以把斥责忘恩负义男的唱段变成喜歌儿!

不过《对花枪》本来就是新编戏,他们爱怎么糟改就怎么糟改吧。可是艺术家们还不尽兴,还要拿传统戏开刀(当然这在戏曲舞台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所谓的《定军山》,六个黄忠一共就唱了三句,没有一句是老词儿:

宝刀一举明又亮,
金盔金甲放光芒。
定军山前旌旗展,

这大约是“宝刀一举红光放,无知匹夫丧疆场”那儿来的,但是莫名其妙。

所以,如今的春晚舞台,戏曲节目演的已经不是正儿八经的戏曲了,所标的剧目名字也已经和剧目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此为挂羊头卖狗肉第二例。

刀鞘的纠结

《铡美案》这戏,不光老包劝小陈的那段西皮原板好听,后面几个人的散板,也是很有趣味。尤其是其间还加了老包的一句“呸”,把对这仗势欺人的负心汉的愤怒全部集中在这一口唾沫里,真是解气。

几个人在开封府对唱的散板,有值得把玩的地方。比如包公见陈世美当堂不认前妻,呵斥一声后,唱:“你命韩琪行刺到,来到开封还不招”。陈世美问“我命韩琪有谁晓?”包公答“现有你府杀人刀!”陈世美问“为何有刀无有鞘?”这一句话,把包公给噎到了,支吾无措。幸好旁边儿的秦香莲接过话来:“刀鞘现在韩琪腰”。包公一下又来了精神,赶紧吩咐“王朝与爷取刀鞘”。王朝下去取证,很快回来“取来刀鞘相爷瞧”。包公于是得意:“刀对鞘来鞘对刀,件件是实你还不招”。陈世美一见,当时就傻了,能想到的就是“三十六计走为高”。

为什么检方和被告都对这把刀的刀鞘那么执着,纠结不放呢?驸马府的刀无法证明韩琪是陈世美指派的,难道有了刀鞘,就可以证明了?

这里大约的逻辑是:作为凶器的一把钢刀,完全可以是随便找来的一把刀,并不能说明是驸马派的杀手使用的,但是这把凶器可以很合适地插入挂在韩琪尸身上的刀鞘,则说明这把刀与这个刀鞘是一套,由此可推导出这把刀是属于韩琪的。至于为什么能从持有凶器的是驸马府的韩琪而推导出韩琪就是驸马派来杀人的,老包没有任何推导,小陈自己就心虚要跑了。

北京京剧团拍这个戏的电影时,砍掉了这几次往来的刀、鞘之争,老包唱完“现有你府杀人刀”之后,把刀往堂下一扔,太监捡过来给小陈,小陈定睛一看,镜头一个特写——“墨墀宫制”,便交代了这凶器是驸马府的,比较直接。

镜头特写
镜头特写

舞台上演戏,观众肯定看不到钢刀上刻了什么字,所以只一把刀很难说明这就是驸马府的。而有了韩琪身上的刀鞘,这条线就联系上了。因此,“刀对鞘来鞘对刀”的演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只不过,要是真追究的话,刀也好,鞘也好,韩琪的尸身也好,尽管都是驸马府的,但是都不能说明杀手就是驸马指使的。人证和物证都没有,秦香莲这案子放在现在简直没法打了——当然,要放在现在,三官堂那儿可能有监控录像可以取证。

京剧里的审案,很好地继承了很多公案小说的审案方式——完全不讲证据推理,直接上来就让“从实招来”,若是“没有什么招的”,那就是“不动大刑,谅尔不招。来,大刑伺候!”接下来就是五刑严法。一般这种情况下,大奸大恶也就认了。有时候捉来的土匪恶霸都不用上刑过堂,直接正法就成了。要是不看扮相,这些正派大员的断案方式和鼻尖画豆腐块的丑角儿“胡图”官们没什么两样。清官真碰到什么疑难案件,也都有神仙土地之流来给托个梦显个灵,直接指认真凶。或者像包公这样的,不仅有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一类的道具,自己还可以到阴曹直接向被害人询问案情。

因此《铡美案》里的“刀对鞘”,只是在表现一种双方在公堂上针锋相对的情况,而到底大家说得有多在理,推理得有多严谨,青天大人有多讲逻辑,都不重要。看戏的也不是来看刑侦片,不是冲着这些,而是冲着公堂上的热闹来的。咬紧牙关就是不招的小陈,最后凭一张状纸一把刀鞘,就给送到铡刀里去了,观众还都很满意,大快人心,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一直以来,依法治国难啊!

三千人马

《一捧雪》冀州城莫成替死前,莫怀古一家人在堂上商量对策。戚继光先提出来“弃官逃走”的方案,在莫成的质疑下被否决了。接着,戚继光又提出了个更震撼的方案:“倒不如小弟点动人马反了吧!”莫成还挺认真地问:“大人,反得的么?”在得到肯定答案之后,一众男女高呼着“反哪”,旋即,莫成又发现是“反不得”的。

记得第一次听这出戏,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觉得很可笑,实况录音里台下的观众也是讪笑。小小一个冀州城,戚继光有“多大的前程”,就敢轻言造反,太不把朝廷大军放在眼里了吧?特别是紧接着莫成与戚继光有这么一段对话:

莫成:请问大人,冀州堂上有多少人马?
戚继光:三千人马,五百守城军。
莫成:哎呀大人哪!这三千人马,五百守城军,在乱世年间,可以抵挡一阵;这太平年间,慢说交锋打仗,就是垫马蹄,也是不够啊!

现在再听这段对话,有了新的思考。

三千人马,听起来真是很少,特别是见惯了章回小说里动辄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阵仗,“不够垫马蹄”并不夸张。在京剧里,“三千人马”一般与“本部”相连,主帅往往派将的时候,都说某某你“带领本部三千人马”去什么什么地方镇守。但注意,莫成这里的条件是“太平年间”。而在他看来,若是处在扰攘的乱世,以三千人马加五百守城军造反并不是不可能。

所以有必要论证一下,在乱世间以小规模的队伍造反是否真的可行。往戏里看,三千人马在“乱世年间”还真是可以做出不少事情。

《定军山》里,黄忠与诸葛亮赌头争印,刘备在一旁打圆场,说什么“为孤江山,二卿何必击掌”,然后许给黄忠“三千人马,夺取定军山。得胜回来,孤迎接十里之外”。然后黄忠便带着这伙人去打定军山了,中途路上的快板,有“皇叔赐我三千众,他命我攻打定军山”语。三千人攻打定军山是什么时候?正是“三国纷纷刀兵扰”的乱世。

《徐策跑城》里,徐策问薛蛟搬来多少人马,薛蛟答是“寒山发来三千七百人和马,青龙会上八百兵”。加在一起,四千五百人的队伍,就一路斩关夺寨,直逼到武周的长安城下。这几千人也是折腾出“一场大热闹”来。按照戏曲和演义的设定,这是有道伐无道,武则天当政的时期算不得治世,要按“天下大乱”这么算。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平年间,几千人上万人的队伍,在哪儿折腾一下,直接就会被多于他们若干倍的政府军消灭掉。而离乱年间,哪里还有什么正规部队顾得上这种规模的毛贼草寇。《东都事略》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三十六人尚且如此,三千人浑水摸鱼,“抵挡一阵”,足矣。

戏内外俱是一理。远的不说,近者如九一八事变,区区几万日寇,竟可在两月之间,陷东北三省,打得十数万东北军弃甲丢盔,全线溃败。国乱民忧下,人心涣散的正规部队,“哪管东师入沈阳”的将领,如何抵挡得住只够“垫马蹄”的“三千人马”?

勿忘“乱世年间”的国耻,更当珍惜如今的太平。居安思危,铭记九一八。

求忠出孝

《骂王朗》这段故事,只见于小说,不见正史。以前看《演义》上那段,真是酣畅淋漓,痛快之至。再后来电视剧里,唐国强的诸葛亮,在金风瑟瑟的战场上,对着那“皓首匹夫”一番痛斥,演得真是好。

舞台上已很难见这出戏了。头两年上海的陈圣杰贴过,不清楚是从哪儿到哪儿。若是全出的,自然是好。即便只是几折,也是难得的丰富舞台剧目之举。

以现存的资料来讲,言菊朋先生留下来的两面二黄的唱片,真是好听。虽是《骂王朗》为题,这段其实是诸葛亮复述取天水收姜维的情由。言先生的唱,大部分词句与其他本子差不多,但是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即在“取天水多亏了子龙老将”之后,有别于大路的“幸喜得姜伯约前来投降,我看他用兵法孙、吴一样,将我这兵机战策传授他参详”,而是“搬姜母那伯约他才肯来降,孝子的门方能求那忠臣良将,传道法收桃李列在门墙”。这段唱配以别致的腔,格外动听。言先生唱来,真显出武侯飘然道骨之风。

读《三国志》,讲到靳允的母妻子弟为吕布所执,而程昱前往对靳允讲了一番 “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的道理,靳允于是“不敢有二心”。所谓“忠孝不能两全”,靳允在这儿选择了忠。此处,有徐众的批评曰:

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这段论述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主旨,不正是言先生所化为“孝子的门方能求那忠臣良将”的唱词么?这段唱在先,后面再是诸葛亮痛骂那位“反助逆贼”的王司徒,其对比鲜明强烈。

在忠和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古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孝心。管仲的“不怀其亲,安能爱君”是一点儿错也没有。

翻闲书恰到程昱这篇,又见新闻上说吴清源去世了,一堆人在网上哀悼。按说活了一百岁的人,挺不容易。斯人已逝,无意效伍子胥做 “鞭尸”之妄举。吴清源显然没有什么忠孝难全的问题,却选择在抗战时期到日军营盘“劳军”,鼓吹“日中亲善”。而不少国人竟也如此健忘,把这样一个屡屡伤害祖国的人,塑造成一位无国界的棋圣,实在让人看不明白。且不说对比抗战时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先烈,就是蓄须明志的梅先生,又比这位吴氏不知高出多少层境界。于大义有亏的人,不能因为会下几手围棋,赢了几位日本棋手,就受到民族英雄般的待遇吧?

大义凛然与奴颜婢膝的界限可以如此模糊,这真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好在,棋盘上的子,都还是个个黑白分明的。

《骂曹》读书札记

读《三国志》,《荀彧传》下,裴松之引了《文士传》中祢衡裸衣骂曹的部分:

太祖闻其名,图欲辱之,乃录为鼓史。后至八月朝,大宴,宾客并会。时鼓史击鼓过,皆当脱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击为渔阳参挝,容态不常,音节殊妙。坐上宾客听之,莫不慷慨。过不易衣,吏呵之,衡乃当太祖前,以次脱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裈帽毕,复击鼓参挝,而颜色不怍。

《三国演义》里,这故事也是比较接近上面那段的:

来日,操于省厅上大宴宾客,令鼓吏挝鼓。旧吏云:“挝鼓必换新衣。”衡穿旧衣而入。遂击鼓为《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坐客听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当面脱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裤,颜色不变。

看《击鼓骂曹》这戏,祢衡在曹操设宴的时候,先穿旧衣上,“破衣烂衫摆摆摇”,被曹府门前的旗牌喝斥,“破衣烂衫,成何体统”,不让进。祢衡唱了两番比古的快板后,下去“身上破衣俱脱掉”,继而“裸身”上场,再次“闯关”,成功。编这出戏的人,把裸衣与击鼓合并在一起。这样改,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旗牌能够阻止衣衫褴褛不合规矩的祢衡进府击鼓,缘何祢衡下去把衣服扒光了再上来,反倒可以进府呢?就凭祢衡一句“你丞相降罪我承招”?当然,戏要编得精炼,全剧高潮即在“裸衣骂贼”上,若让祢衡先青衣小帽,进府一番《夜深沉》,再“赤身露体逞英豪”,又或如正史那样再把衣服穿好,“复击鼓参挝”,则有失重点,节奏不够紧凑,戏也就不好看了。

《击鼓骂曹》陈少霖饰祢衡
《击鼓骂曹》陈少霖饰祢衡

《演义》里没有交代骂曹的时间,戏里面讲是“元旦佳节”,故而这戏有个吉祥的别名,《庆贺元旦》。可是我们若是看《文士传》一节,写曹操“大宴群臣”的时间,是“八月朝,大宴,宾客并会”。何以编戏的把这段故事的时间错开了半年之久?元旦佳节让祢名士光着身子,不冷么?

我们知道,以前编戏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戏都是根据演义小说里的故事编出来的,很少有直接用到正史的。因此大概可以推断,编《骂曹》的这位没有见过《文士传》中讲的八月,而是根据《演义》里那句“旧吏云:‘挝鼓必换新衣’”,附会为宴会的日子是辞旧迎新要穿新衣服的新年。另外,与其在八月里的随便一天来光身恶心“奸曹操”,不如选做元旦这个本应是喜庆洋洋的日子,更有效果。

顺便讲一下《骂曹》里那段“谗臣当道谋汉朝”的西皮唱词。按徐凌霄在《古城返照记》中的说法,如今这句后面莫名其妙地接“楚汉相争动枪刀”,皆拜谭鑫培所赐。《戏考》里所刊的词虽然比现在演出的版本要完整,但同样有头二句完全接不上的问题。附上《古城返照记》里金士聚本的词:

权臣当道乱汉朝,
思想起不由人怒冲九霄。
忆昔当年秦无道,
楚汉相争动枪刀。
那项羽在乌江把命丧了,
张子房吹玉箫一吹吹散了楚霸王的四十八万人马,他立下了功劳。
高祖爷在咸阳登大宝,
一统山河乐唐尧。
王莽贼害平帝龙位篡了,
多亏了光武爷还有那灵台二十八员将英豪。
贼董卓乱朝纲亚似虎豹,
又仗着王司徒连环计高。
到如今又出了奸曹操,
上欺天子下压群僚。
我有心替主爷把贼剿,
我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孔大夫为我修荐表,
要我屈节拜奸曹。
那奸贼待人太骄傲,
他命我充鼓吏去把鼓来敲。
主席坐定奸曹操,
旁边站立小张辽。
狗奸贼传令如山倒,
舍死忘生在今朝。
元旦节与他个不详兆,
学一辈古人鸣鼓而攻我就骂奸曹。
罢罢罢把青衫来脱掉,
破衣烂衫自逍遥。
就此迈步往前跑,
你是何人絮絮叨叨。

较之现在流传下来谭鑫培的删改版,这段词固有其絮叨的一面(如张良、光武段),但在内容上还是很通顺的:从眼前的奸臣,回想起汉朝建立的艰辛,以及本朝过往的董卓,再回到目下的曹府,交代得清清楚楚。徐凌霄在小说中借老黄与陆贾的口戏谑老谭:“叫天可算得是删诗书订礼乐笔则笔削则削的一位大删削家,一删就删去一半之多”,“谭老板可向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高兴掐哪一句就掐哪一句”。

老本《骂曹》后,还有《长亭》一折,演《演义》及《典略》中所述曹府众谋士至东门送行,被祢衡悉数嘲讽事,类似于《锁五龙》、《白蟒台》。这折戏已如祢衡绝响的《渔阳三挝》,人世不闻久矣。

谁是泄密者?

《华容道》这出戏,曹操在躲过赵云和张飞两番埋伏之后,有一段“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的唱,一般的版本如下:

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
眼落泪手捶胸怨恨苍天。
在中原领人马八十三万,
实指望扫江东奏凯归还。
又谁知那小周郎韬略广远,
蒋子翼引庞统来献连环。
我只说十一月东风少见,
诸葛亮他借东风妙算通天。
烧得我众兵将皮开肉烂,
只剩下十八骑这残兵败将好不惨然。

袁世海每唱至“东风少见”时,总要一声长叹,显出曹丞相无奈之心境,台下便是一阵窃笑。

上面这套词,概括地讲述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一把火之后的状态以及打大败仗的原因。估计当黄盖的小船撞到艨艟战舰的一瞬间,曹操就已经意识到了把船铁锁连环起来的问题;也意识到了:蒋干从江左请来的这位凤雏先生,分明就是献来了一条害人的连环计。是有“引庞统来献连环”一句。

说到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借东风》里藏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当蒋干表示自己愿意二次过江探听东吴虚实的时候,曹操感慨地说:“哎呀,子翼呀,你前番过江送了我两个水军头领,今番又要过江,莫非你要断送我八十三万之众么?”而实际情况正如曹操“预言”的那样,蒋干二次过江请来庞统给出主意,大造连环战船,彻底断送了八十三万之众。曹操说出这句无心之语,制造出来的戏剧效果,正是由于观众知道后续发展而剧中的角色并不知道,正显出了编戏人的高明。

说回正题。横槊赋诗之时,曹操还得意洋洋地向程昱讲解:“凡用火攻者,必借风力。方今时值隆冬,只有西南风,安有东北风?吾现居西北之上,彼军皆在东南,若用火攻,乃烧他自己之兵,吾何惧哉?”因此,曹操实在是没有想到隆冬时节会刮东南风,“我只说十一月东风少见”是句大实话。可是问题来了,接下来这一句,“诸葛亮他借东风妙算通天”。是谁告诉曹操,这出乎意料的东南风,是诸葛亮给借来的?

《华容道》舒桐饰曹操,红豆少主摄影
《华容道》舒桐饰曹操,红豆少主摄影

无论按戏文还是按《三国演义》原文,曹操都不可能知道。当时曹操预伏在东吴的两位奸细蔡中、蔡和还没有来得及再向他递交新的情报,就被周瑜拿去当牺牲给宰了。有鉴于周都督对诸葛亮嫉妒得要命,想必东吴方面任谁也不会在与北兵交战时大肆宣扬说今天晚上的东南风是诸葛亮给借来的。而诸葛亮自己在借风之后,便乘着赵云的小船返回夏口,调兵遣将,与东吴争抢胜利果实,并没有派关、张、赵等在截杀曹操的时候宣传自己有借风的超能力。

曹丞相虽然并不知有诸葛亮在里面“捣鬼”(其实也真没诸葛亮什么事儿,到日子该刮风就得刮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唱出“诸葛亮他借东风妙算通天”这句话来。京剧以及其他说唱曲艺形式,经常出现这种以旁观者的口吻(也就是如今说的“上帝视角”)向观众交代情节的。以曹操的这段唱为例,头两句“曹孟德在马上长吁短叹,眼落泪手捶胸怨恨苍天”即是站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描述曹操彼时狼狈的样子。后面“在中原”起则是曹操的心理活动,至“东风少见”,他还没有弄明白风向怎么就能变了呢,下一句则又以旁观者的口吻介绍都是诸葛亮的计谋。往下再转回曹操的视角,对眼前“几十个人七八条枪”大发感慨。

京剧唱词中人称视角的转换,就如同说评书的在讲一段故事时,时而进入人物以第一人称来说话,时而又跳出来,以说书的口吻描述及评价。搞明白了这一点,从曹操口中唱出诸葛亮借风的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东吴的文武群臣也可以放心,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挺好的。

曹子孝与夏侯惇

小豆子对《击鼓骂曹》这出戏很熟,基本上所有角色的词儿都能默下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年带在身边的磁带不多,所以无聊时总要反复拿来放。有限的几盘磁带中,有一盘就是杨宝森1954年的静场录音。对于这盘盒带,甚至还记得是在崇文门西大街紫金宾馆与梅园乳品店之间的那家新华书店里买来的(现在已改成只卖旅游类图书的专门书店,那会儿可是从那儿买了不少京剧和相声的磁带)。

有些戏听多了,就不太过脑了。比如这出《击鼓骂曹》,除了杨宝森的这版静场录音外,还听过不少版本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近来才意识到的。

曹操在向祢衡夸耀自己帐下诸人“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时候,列举了“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李典、乐进、许褚、张辽”之后,有这么几句,不少花脸是这么念的:

我儿曹子孝,人称盖世奇才;夏侯惇,可算无敌将军。

祢衡继而按人头逐一驳斥,给这些有名有姓的谋臣大将派了一堆看墓守坟击鼓鸣更的活儿之后,对曹子孝、夏侯惇两人的评价是:

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夏侯惇,可称“完体将军”。

问题是:曹子孝是谁?

如果单看戏文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揣测出,曹操要说的这位“天下奇才”的“儿”当是曹植曹子建。而曹操帐下姓曹字子孝的人物,是大将曹仁。为什么戏里面会把曹仁和曹植弄混了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演义》的原文(第二十三回),曹操与祢衡此处所说的话分别是:

(曹操语)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

(祢衡语)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

可见,《三国》中曹操与祢衡说的明明就是夏侯惇与曹仁这两位大将,与曹植没有任何关系,到了京剧里,就把二曹弄拧了。

这个情况暴露了以前编戏人的水平不高。大体可以推测一下这个讹误是怎么形成的:编剧大约没有太理解《三国》中为什么要称夏侯惇“天下奇才”,同时又没太搞明白曹子孝是哪位(以前可没那么方便随手 Google 一下)。于是想了想,曹操好像有个儿子,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还能七步成诗,好像就是叫什么“曹子啥”的,大概这《三国》里应该说的是他吧。再往下看,这位曹子孝被祢衡贬损为“要钱太守”。这太守嘛,好像都是文官的样子,那这个说的是曹植没错了。想必是《三国》写反了,我给它正过来吧。

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京剧台词里把夏侯惇和曹仁置换了评语的现象。要说单单置换了评语还不算太大的纰漏,可偏偏京剧里还要添上个“我儿”的蛇足,把个曹操的堂弟曹仁生生地降了一辈儿——这算曹操拿来占便宜的伦理哏么?

上面讲了,并非每位花脸演员都把这两句念成“我儿曹子孝”,也有不少人是直接念“曹子孝”的,但依旧把“天下奇才”与“无敌将军”弄反了。这戏要想演正确了其实挺容易的,就按《三国》的原文来,把评语换回来,去掉“我儿”二字,就算对了。不知道今天演这戏的花脸演员们,是否能纠正这个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