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考的 Blog

整理老本《杜十娘》，情节处提到“七十鸟”，从上下文关系看，指的是鸨儿。从字形上看，确实为“七十鸟”——看来古代年间就有这种“拆字”的名堂，有点儿类似现在“走召弓虽”、“丁页”一类的东西。

顺便在新雨丝搜到丁向东一篇关于大鸨的文章，附在下面。另据《民国黑社会》载，“七十鸟”为旧时对鸨母的鄙称。所以《戏考》的整理者在剧情中用到“七十鸟”一词，可见其“政治立场”。

沉默的大鸨

在以旧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和戏剧中，有一类角色特别令人鄙视，那就是老鸨。老鸨者，妓院的老板娘是也。这些人原本自己就是妓女，中年以后，人老珠黄，心犹不甘，其中有心地歹毒者，就另立门户，买来良家女子强逼为娼，开起了妓院。佛口蛇心，阴鸷奸诈是她们的共同特点，历来为人们所不齿。但是为什么把她们叫老鸨呢？长期以来却一直搞不大清楚。

记得小时候，因为好奇，曾经请教过许多长辈，也都不得要领。后来查《康熙字典》，才知道鸨是一种鸟，并且引证李时珍的说法，说这种鸟：“纯雌无雄，与其他鸟合。”这跟妓女倒有点沾得上边。和李时珍同时代的朱权则说得更玄：“鸨似雁而大，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怪不得才有“妓女曰鸨儿，妓女的养母为鸨母”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一直延续下来，在颇有影响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本书里，仍然有“鸨鸟为众鸟所淫”这样的记载。

不过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公做的解释。听人说，他读过很多书，尤其是那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而且又到过许多地方，所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天南海北，无所不知。据他讲，世界上有两种最尊贵的鸟，一种是天鹅，另一种是天鵏，这就是后来的大鸨。原来这两种鸟都是侍奉在菩萨跟前的神鸟，其中天鵏尤其受到菩萨的溺爱。由于溺爱而变得任性，每每在菩萨讲经的时候大声喧哗，搅得秩序很乱。特别让菩萨不能容忍的是，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只母鵏竟引诱一只天鹅与之交配起来，众神仙大加抗议，弄得菩萨下不了台。于是震怒之下，罚令将天鵏打入凡界，成为万鸟之妻，为众鸟所淫，永远不准重返天庭。并且从此变为哑吧，无法向外界诉说。经过这次变故，天鵏就成了地鵏。虽然有翅能飞，但却不能飞高，因此再也回不到天上去了。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把地鵏叫成大鸨了呢？叔公的解释也很有趣。他说天鵏原来在天上的时候，喜欢热闹，总是一群一群地集合在一起活动。因为菩萨说“七”是个吉祥的数字，所以它们每群都要凑成70只。到了凡间以后，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由于一开始人间没有见过这种鸟，更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所以就把它们叫做七十鸟。后来一个有学问的人嫌这个名字太俗气，就把它改名叫大鸨了。

叔公的说法，虽然听起来像个神话故事，但其实质却反映了古人对大鸨的认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妓院的老板娘称呼为老鸨的，但它的缘由就是出于人们对大鸨的这种认识，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吧。

地球很大又很古老，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已经有几千年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先人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口头的神话传说和文字记载，这是我们无比珍贵的遗产。然而，其中也不乏善意的误会和穿凿，恶意的诬陷和诽谤，以及因为无知而造成的主观臆断和阴差阳错啊！所有这些，由于是出自先人之口，或者是先人们写在书本上的，有些则是要顾全“权威”的名声，因之代代相传，以讹传讹。

大鸨正是这些冤案中的一个。

大鸨，鸟纲，鸨科，古名地鵏，似雁但比雁大，头小，背平，淡灰色，背部有黄褐和黑色虎纹。产于我国的是鸨鸟中的一种，即大鸨。它们仅生活于内蒙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既不是天上的神鸟，也不是有雌无雄，所谓的与其他鸟合，更是无稽之谈。不过冤案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也不能说完全都是空穴来风。

雌雄大鸨体形上的差异，恐怕是人们对它产生误解的最大原因。雄鸨高达一米，重辄20公斤，在鸟类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块头了。而雌鸟却又矮又小，大的也不足4公斤，和普通母鸡不相上下，这就足以让人怀疑它们是不是同一种鸟了。这种怀疑不要说在古代，就连现在草原上和大鸨打过交道的牧民，有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它们是同一种鸟。

雌雄大鸨在外貌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雄鸟喉部两侧的长须硬而挺拨，呈“一”字形平展，长达10厘米，特征特别明显，所以一般人又把雄鸨叫长须鸨，而雌鸨因为没有长须，人称石鸨，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对大鸨的错误认识。

再加上雌雄大鸨的婚姻特别短暂，几乎是交配一结束就各奔东西，育雏完全是雌鸨的事，怪不得人家要对雏鸨的“生父”提出质疑了。

由于大鸨生活的地域人烟稀少，人们与大鸨的接触不多，一般人也不可能像专业工作者那样进行有计划的跟踪观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也并不奇怪。但是以讹传讹，愈传愈离奇，在大鸨身上，人类的想象力真可谓发挥到极致。所以大鸨的“冤案”不仅得不到澄清，而且终究成了定案，实在是人类的过错，大鸨完全是受害者。

老赵曾经在呼伦贝尔草原对大鸨进行过考察。他说，大鸨最有趣的莫过于它们的婚姻。虽然这种婚姻非常短暂，但求爱的过程却极其郑重其事。雄鸨背部华丽的虎纹也很好看，但雌鸨似乎偏爱白色，所以雄鸨在求爱的时候，都要将羽尾尽量翘起，呈扇形一直翻到背上，露出下面的白色羽绒；脖子也要尽量向后仰，以展示胸部和颈下的白羽，然后绕着雌鸨转著圈子跳舞。如果雌鸨有意，就用喙去啄雄鸨的白羽，雄鸨于是受宠若惊，更加积极地狂舞起来。雌鸨若决意与这只雄鸨共成好事，就会转身假装逃跑，进一步激发起雄鸨的欲望，于是雄鸨就会立即展开翅膀急急追赶，最后在极度兴奋中完成交配。

大鸨肉味鲜美，自古就有“天鹅地鵏”的说法，因此大鸨一直处于被捕杀的惊恐之中。过去在草原上猎鸨，猎人们都是骑在马上围捕，大鸨虽有翅，但由于体重过大，既飞不高，也飞不远，因此奔跑的速度往往决定着它们的生死存亡。为了适应这种险恶的环境，大鸨只有不断地提高跑动的速度，经过测试，它们在受到追赶的情况下，每小时最高可跑到70公里，虽快马亦追之莫及。而在平时，它们则多藏身草丛，不敢发出一点声响，久而久之，发声器官退化，就变成哑巴了，怪不得千年蒙冤，无法向世人诉说哩。

大鸨这种鸟现在已经极为少见了，我国大约只存300只左右，已被国家列入一类保护动物。

这样的大家写出这样的好文，不保留下来怎么成呢！如枯石瘦木大哥（嘻嘻，文中“北大化学系的博士生”不出意外，应该就是他了 ）所言，读起来确实“大快人心”！

作者：吴小如，摘自：水木清华

这两本拙著分别收入了以下各部分：第一本收入《台下人语》和《台下人新语》；第二本收入《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看戏知见录》、《看戏琐谈》及《戏迷闲话》等。其中《台下人语》已是第三次重印，其它内容也都是第二回了。这些文字，都曾收入《吴小如戏曲文录》。我并不想一味“炒冷饭”，只是它们侥幸还有读者。出于“上帝”们的要求，又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厚爱，这才鼓起勇气让它们再次与读者见面。盖《台下人语》初印本距今已超过二十年；就连《戏曲文录》问世至今，也有十年了。这本拙著，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都有读者；其中有侨胞，也有国际友人。有的外国朋友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把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这虽近于“不虞之誉”，但也足以说明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还不是空谈泛论，不属于泡沫或垃圾。而至今还时有读者向我索书，并询问何处可以购买。我因原书早已售缺，愧无以应，这才考虑到化整为零，把它们分成两册，重新付梓。这既可以使出版社不致亏本太多；而读者也无妨各取所需，减少点经济负担；我本人对读者庶几也略减愧疚。这实是由衷之言，绝非虚晃一枪的客套话。

这里须郑重说明并有必要向业内人士提醒的是，在《戏曲文录》出版以来的十年中，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我的信息，获悉拙著的读者青年人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青年戏迷还展转给我写信，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我收到过自黑龙江的黑河、四川的雅安和新疆的乌鲁木齐等远方读者写来的信，年龄最小的有正在求学的初、高中在校生；而戏迷中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则为数更多。除通信外，有的青年人还同我结为忘年交。这些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都不爱看那种以获奖为目的的所谓“新编历史剧”。不少青年人认为这种新编的戏只是一种奢侈浪费的“形象工程”或“政绩象征”，国家付出巨额投资，换来的只是昙花一现。从艺术角度看，有些根本不是京戏，不是昆曲。即使有的戏（如《大唐贵妃》）保留了若干段传统唱腔、却与整个剧本、剧情乃至舞台氛围完全格格不入。有些不伦不类的清装戏（如《宰相刘罗锅》，）明明是靠噱头骗取票房价值的闹剧，却被戴上了“精品”的桂冠。因为这些青年观众更爱看长期脍炙人口的传统老戏。由于多数青年人进剧场的机会少（有的身在边远地区，有的苦于没有钱买票看戏），这就使他们尽量通过传媒包括从网上聆听自上个世纪初至六十年代前的名家老唱片。有的青年人居然能接受谭鑫培，而更多的年轻戏迷则非常喜欢余叔岩、孟小冬、马连良和杨宝森以及四大名旦。上述这些信息和观点，都是我从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中得知的，我可以指名道姓一一说明其来历，绝非空穴来风。当他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和审美观点与当前传媒索宣传的带有倾向性的艺术见解相枘凿而发出矛盾时，无意中读到了拙著，于是他们乃想方设法同我取得联系，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印证和支持，证明他们所抉择的艺术对象和审美趋向是正确的，是可信并可靠的。从这些无可置疑的来信和访谈中，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多少年来那些甚嚣尘上的对京剧强调改革创新的议论，说什么青年人不爱看京戏，看不懂京戏，京戏必须改得合乎时尚潮流（实际上正是让京戏尽量不像京戏）才能吸引下一代观众等等，并非全部事实真相。有些很可能就是一些根本不懂京戏（乃至根本不懂我国古典传统艺术）或对古典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只图为己所用而片面夸大了这方面的现象，甚至不排斥其中还有主观臆测乃至向壁虚构的成分。这些似是而非的论非的论调，实际上产生了多方面的误导：既误导了演艺界，更误导了文化艺术方面的某些决策人。这最后一种误导负面影响至钜，甚至连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同志提出的“当前对京剧应以抢救、继承为主”的指示也未能认真得到贯彻执行。如此年复一年，最终的恶果乃是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实际上目前还在向弯路上不停地走着），而且不免误入歧途，从而走向绝境。正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我写的几本旧书才引起不少青年朋友的强烈共鸣。一位北大化学系的博士生曾当面对我说：“先生二十多年前即已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为什么有人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到今天还在误导观众呢？”而我却有自知之明，那些积极主张“创新”和一心想让我们的古典传统文化艺术同国际接轨的“先进人物”，岂但对我说的话、写的文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根本听不进去、看着有反感。几年前我还接到过匿名信，大肆诅咒我和朱家溍先生（伤心的是，朱老病逝已逾周年，再也无法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伸张正义了）是顽固保守分子，认为京剧“改革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迈得不大、走得不远，就是我们几个老顽固在拖后腿。然而事实证明，只要你真正走出去面向基层观众，了解一下青年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看法，就会发现究竟是谁在制造泡沫文化，谁在加强使文化艺术阵地沙漠化，则是非不辩自明。恐怕这也是我此次决定“炒冷饭”，重印拙著的原因之一吧。是为序。

2004年10月在北京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