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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路过前门，尽管知道两年前“暂停”的老车站剧社已经不存在了，但还是决定上去看一看。剧场的外面，除了多了些文艺演出的海报外，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故地重游，物是人非的场景，让人想起了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剧场外面“老车站京剧社”的名牌，似乎仍然在昭示着，两年前的停演只是“暂停”，而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官法的说法，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京剧草根剧团的演出夭折？

真希望这只是一个略微长了些的“暂停”。

老车站剧社

又是九·一八，勿忘国耻。

传一张比较罕见的老照片，三十年代“庆祝新民会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的演出，马连良、南铁笙、萧长华的《审头刺汤》。“新民会”这种组织，是自日寇侵占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按照伪满洲国协和会的模式建立的。占了北平之后，梨园会便划归新民会管辖。

今天，在国耻日，小豆子并不想来纠葛伶人的政治立场，而希望通过这张与京剧有关的照片，纪念一下九·一八。通过它，看到战火下的伶人，看到国家蒙耻的景象……

马连良演出《审头刺汤》

今天多伦多国剧社演出全本《四郎探母》。

虽然主演中有一半是专业演员，但是整出戏看下来，尤其是到了最后《回令》的部分，实在温得很——理应是该紧凑的时候，偏偏拖拉起来。虽然整出戏的节奏都比以前看过、听过的版本要慢，但鉴于是有票友参与演出，难免如此；可《回令》一折，满台尽是专业（饰公主的刘汉一毕业于湖北戏校，饰四郎的董清明出自沈阳京剧团，饰萧太后的宁彬是评剧专业演员，饰大国舅的邬显豪来自上海越剧院），结果效果反而不如前面有更多票友参与的几折。究其原因，大约是票友都对自己所演行当有所了解，并认真练习，而专业固然专业，但却没有演其本工（武丑演老生，评剧、越剧演京剧）。

这次的龙套有几次上下场都出了问题，甚至让在小豆子旁不太看戏的 Ken 都看出来了，并且直接联想到侯宝林那段著名的相声《空城计》。后来据介绍，敢情龙套大部分都是外国人，难怪幕后伸胳膊招手、台上演员连比划带说，龙套岿然不动。引起观众台下最大议论的部分是在杨延昭唱罢“三军与爷掩门定”后，龙套不但没有下，反而都站到了帅位两侧，无论四郎、六郎如何摆手，都不下去，以至于后来“弟兄对坐叙寒温”的“家庭会议”，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

这些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无线话筒。有一次六郎的话筒出现短暂问题，听到了难得的原声，而且很清楚。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民间的演出，在不大的剧场，仍然要用这种“扰民”的设备，小豆子看到前面有人几次在高音时捂耳朵。这直接影响到演出质量——尤其是当到后台的演员没有关闭话筒的时候，更是糟糕。

这次演出，演出方首次举行“欣赏征文”，可以给演出提意见，当然，显然更希望观众能有各种观戏后的感触。这个“征文提示”是这样的：

你认为杨四郎是一个“叛徒”还是像杨家其他的儿郎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你认为杨四郎流落番邦是无奈而且充满了虚伪与欺骗吗？你有足够的道德洞察力来为杨四郎正名、或者帮杨四郎解决忠孝忠义之间尖锐冲突吗？你认为本次京剧《四郎探母》的演出将民族大义与个人亲情之间的激烈冲突处理得举重若轻吗？你认为杨四郎像其他杨家将故事里的英雄主人公那样令人崇敬、且依然有他清晰的伦理底线吗？

已经在上面提到了演出的问题，而对于提示中的这些问题，小豆子并不打算作答。因为这是一出再熟不过的熟戏，去看，显然不是为了去看故事，而是去看演出。这些赋予的各种伦理道德、民族大义，都不是小豆子所关心的。本来就是票友自娱自乐的活动，重在参与，也许可以赋予在海外弘扬国粹的光环，但过多的思想教育，未免太沉重了些。

前社长黄健在演出前现场抓哏，拿杨四郎这位驸马爷和阿扁的那位驸马爷相提并论，引来掌声和笑声。小豆子想，这样的哏，或许放到戏中，让两位国舅来演绎，会更精彩。这种感觉，在看罢两位国舅，循规蹈矩地演完没有太出彩的《回令》后，更甚。

到场后才发现相机没有电了，因此没有拍下任何照片，未免有些遗憾。

不管怎样，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大家都高兴地经历了一场大戏的演出，这是最重要的。也恭喜多伦多国剧社这次公演成功！

今天添加了两出关羽戏后，一本《关羽戏集》算是全部数字化完毕。

大约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这本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书，虽然包括了大部分老爷戏的剧本，但像一些带有迷信（或谓神化）色彩的老爷戏并未收入，如《白猿教刀》，一些相对冷门的戏也没有收入，如《破壁观书》、《真假关公》（当然，书中也已收录了不少冷门戏如《造刀投军》、《阅军教刀》、《收周仓》等）。据说李洪爷的老爷戏有四十九出之多，这本包含了二十七出剧本的《关羽戏集》，显然还很不够。

在舞台上越来越鲜见老爷戏了，李洪爷的孙子李孟嘉也因体制的限制，空有技艺而无舞台可施展。群丑霸占舞台的年代，怎敢把演绎壮缪义勇王的戏搬出来呢？

所幸者，本书的整理者之一董维贤先生还在，李洪爷的子孙亦在，我们也许还有望看到那些冷门戏，至少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做个交代。不幸者，我们或许只能停留在文字的境界，脑中去幻想着舞台上关老爷的一招一式。

京剧老爷戏的消沉是如此，其他剧种老爷戏的情况亦如此。若干年后，能和关公沾上边的戏（歌？），可能只是那个“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老爷戏，谁来继承并发扬？

《关羽戏集》封面

关于京剧的分类，虽然定义摆在那里，很明确（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等等），但是仔细看来，是一个极其让人头疼的问题。

所有冠名“传统”的艺术，如传统戏、传统相声等等，都是以“解放”这个历史事件为分界的。换句话说，1949年10月1日以前排演的京剧，几乎都化到传统戏里（时装戏等除外），而此后所有排演的京剧，所演时代为古代者，谓之“新编历史剧”，所演时代为现代者，谓之“现代戏”。

显然，艺术不能以政治事件来划标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凤点头，不收文革以后的京剧录音。虽然我们不可否认，文革给京剧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侥幸熬过文革的艺术家的艺术水平，并不都是因为这场浩劫而降低，甚至于很多文革前没有留下录音的绝版戏，在文革后反倒被搬演并留下了资料。所以艺术虽然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艺术的定义却不能受到政治的影响。

虽然我们称如《赤桑镇》、《穆桂英挂帅》、《响马传》、《李逵探母》、《状元媒》等等这样的戏为“新编历史剧”，但这些都已经上演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戏，怎么说也算不得“新编”了，而它们无论从台词、舞台调度、服装、配乐等等哪方面来说，都与任何一出“传统戏”无异，尤其是把近年来排演的那些“新编历史剧”拿出来比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排演的这些“新老戏”（借用一下李宝春的用语），在小豆子看来，就是“传统戏”。

这就很糟糕了，在小豆子心中，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的概念已经很模糊了。或者说，小豆子更乐意于把那些“像”传统戏的戏叫作“传统戏”，像“新编历史剧”的戏叫作“新编历史剧”。但“像”，纯粹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尽管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直觉判断。

关于“传统戏”的定义，小豆子记得在《大专院校京剧讲座》（好像是这本书）中看到过一个解释，大约是说所谓“传统戏”，就是符合京剧规律、以明朝服装为主、皮黄声腔等等的剧目。这样看来，《赤桑镇》等等都符合这个定义，划入传统戏名正言顺。那些折腾出来的大制作、新编戏，因为不符合京剧规律、服饰怪异、滥用西洋乐，就可以划成另一类了（新编戏或时装戏）。

小豆子比较满意这个定义，但一来这不是官方的定义，二来里面有主观判断在里面，所以这无非是自说自话而已。

您心中传统戏的定义呢？

这也是一出许久没有看到演出过的京剧剧目。推测在清代末期还是一出热闹的武打戏，而且是带有浓重神怪色彩的。戏的本事是说战国时秦王翦与燕孙膑交战。王翦屡次战败，借师兄毛逩之力摆设“五雷阵”，把孙膑的生魂摄于阵中。后来经孙的师弟毛遂盗来了“九转还阳丹”与老君的“太极图”才得破阵，战胜王翦，救出了孙膑。

看原图人物所注名姓，王翦写作王剑，毛逩、孙膑的名字也都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梨园剧本底本不同，不足为奇的。所写的是一场战斗，也不能断定场次。

这样一出并无特殊思想意义的武戏，却也借王禅老祖之口，说出了编者的意见：“秦始皇并吞六国，乃是奉天承运。伯陵（孙膑字）虽为父报仇，不该逆天行事；王翦残害生灵，亦有应得之报……”可见作者是承认秦的统一战争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不过使用了“奉天承运”这样的词汇，显出了命定论的思想。“替父报仇”也是符合封建道德的准则的，但碰上了“天意”，就立即化为一种“蠢动”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旧时代人们在解释一些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时的思想方法。

这戏似乎并未成为一种“名作”。我不记得旧书中曾有哪位著名演员演出此剧的纪事，也不知道它有过哪些精彩的表演片断。这张图可能是保留下来的仅有的舞台纪录，它的文献价值应该也正在这里。

这篇小文很短，所以这次全部摘抄下来。

黄裳提到文中人物的出入，这在传统戏里面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因为是口传心授的艺术形式，所以虽然可考的资料都是伸手即得，但艺人们还是凭借自己的理解和学识创造了各种新的名字。可以看得出，黄裳对这一点是很理解的，并没有像现在某些专家那样，动不动就扣上“以戏乱史”的帽子。

小豆子最早接触《五雷阵》的剧本，感觉很有意思，那是登在《戏考》上的一个没有没尾的版本，后来在《国剧大成》里发现了全部的本子，始知原来《戏考》所载只是四本中的第三本。全剧从剧本来看，似乎也只是三本比较有看头，其余无非是神仙斗法和武打场子，也许要放到舞台上才好看。

这出戏又名《孙庞斗智》，而就连当年《戏考》的编辑也意识到，“剧中并无《孙庞斗智》一段，与此实为两事。”京剧传统戏大抵如此，打出一些名目耀眼的剧名，却与内容并无甚关系，稍微沾边者如《硃痕记》、《黄金台》等等，不胜枚举，实为一种有趣的现象。

一出《五雷阵》，如今能体现的，也只是它的文献价值了。

本篇笔记到此为止。黄裳原文抄自其《读剧随笔》一书，为《读清人〈戏剧图册〉漫笔》第五部分，全文摘抄。

《孙安动本》是据《三上殿》等老戏改编的。今天更新的剧本中，有一出《三上殿》，原载于《戏考》，与它同册的尚有一出《假金牌》（未录入），两剧不但同册，而且紧挨着，可以看出其关联度。

虽然相比较而言，改编后的《孙安动本》要比《三上殿》好看，不过这种清官戏的通病就是，在清官一番轰轰烈烈慷慨陈词之后，就要掉脑袋之前，又死里逃生。当然小豆子还不至阴暗到盼望每个清官都落个死无下场，只不过当他们死里逃生之后，先前的气节似乎一下子就没了，又听命于朝廷的调遣（当然前提是朝廷也表示一些让步）。这与其说是清官戏的通病，不如说是封建帝制的局限性所在。

《三上殿》这出戏没看过，不过显然，后面孙安在金殿上大段的唱应该是本剧的看点。至于《孙安动本》，小豆子至今没有找到它的看点，里面穿插着李和曾的几段经典的唱段，最后半小时，景荣庆的徐龙才上场，在金殿大闹一番后，草草收场——尤其是与前面大笔烘托孙安如何忠贞不屈相比，有些头重脚轻了。

从剧本来看，《三上殿》有几个有趣的地方，比如万历让孙安回家去造十八口棺匣来再上本，孙安果然去造了（而《孙安动本》中，这个主意是孙安自己想出来的）。孙安不但造了，而且还给万历准备了一口：“长只一尺，宽只七寸，二龙戏珠，黄纱罩顶”。这个尺寸，显然不是棺材，而是准备把皇上火化了之后成殓用的骨灰盒。把皇上咒死就够瞧的了，再惦记给烧了，孙安后来活着回来简直是万幸万幸万万幸。

有皇上参与的清官戏，不论《海瑞上疏》也好，《强项令》也好，这《三上殿》或《孙安动本》也好，都会因体制的限制而束缚住清官人格魅力的展现与发挥，最后总要俯首称臣。这就不如那些没有皇上在场的清官戏看着过瘾了。

有人说，什么时候国人不再企盼清官，不再品味清官戏，什么时候也就不是人治而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了。这话没错儿。不过小豆子也相信，即便我们到了法治社会，旧时的清官骂皇上的戏，仍会有市场的。

上周录的台湾汉声电台的一期京剧节目，今天才有空听。录音倒谈不是有多好，是今年6月16日在台公演的《断桥》，邵文心主演。在放录音前，主持邵文丰特意提到，这是从现场录的音，由于当日演出演员及文武场都戴了小蜜蜂，所以效果不是很好云云。这一开场的提示，让小豆子耳音一亮，可以说这是自从小蜜蜂霸占戏曲舞台以来，头一次听到戏曲节目的主持人，在播放一个戏曲录音或录像之前，首先对使用小蜜蜂这一事情提醒并致歉。不仅如此，录音播放完了之后，邵文丰亦发表了一番自己对小蜜蜂的看法，特录于此：

刚刚我们欣赏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现象，我们也跟您解释过了，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佩戴了小蜜蜂，那么所以可能在演员的动作或者是转身当中会影响了我们收音的一个品质。因为这次的收音是从摄影机也是从观众席的一个位置来做全程的一个收音，所以会有一些空间的距离感，以及台下观众的互动的声音都会出现。其实在我们舞台上的三位演员，不管是白蛇、青蛇或者是许仙，他们的嗓音都非常的好，就算不用小蜜蜂，其实也可以传送得很远。不过现在的演出基本上来讲，包括了文武场，他们都佩戴了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也不得不每一个人身上都戴起了小蜜蜂，所以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收听状况，也请大家多多地原谅。其实一个人的嗓音，是可以经过后天的勤训苦练，可以练出基本功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蛮期待，希望能够有一次的演出，大家都不要麦克风，然后让自己的功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他们的原音重现。

无论演员还是戏曲工作者，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小蜜蜂的利弊。如今的演出录音，除了使用小蜜蜂外，尚有“高明”的编导又自作聪明地合成上掌声、叫好声，再加上假唱，一台好好的戏，录音质量之差难以入耳。想一想，如今的演员，百年之后，竟留不下什么可以入耳的录音资料，惜乎悲乎。

今天和同事打乒乓球来着。

尽管自从国际乒联把乒乓球的规则改得乱七八糟到如今已经有近6年的时间了，但是从民间看来，21分制仍然是大家娱乐时选择的计分方式。新的11分制标准，见鬼去吧！

很少有人会赞同那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完全没有按照体育规律行事，使得一项竞技运动变得如同赌博一样更随机，当然，更重要的是，无论对于运动员还是普通老百姓来说，11分制在时间上显然太短，还没有来得及进入状态或者尽兴，一局就结束了。

近些年的京剧改革何尝不是这样，在每年涌现的新编剧目中，有哪些唱段在群众中得到普及了？有哪些新编戏在票友的演出中得以搬演了？不得人心的东西如何能够谈立足、传世，又如何能算成功呢？

这和国际乒联的改革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没有按规律行事。竞技体育有其自身的规律，京剧艺术同样如此。

检验一出新编戏是否成功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而认可的标志就是：其唱段被广泛传唱，其本身被不断搬演。以这个标准来说，骨子老戏是成功的，因为不仅群众传唱，各地方剧团同样传唱。而那些连剧团自己都没演几场就束之高阁的新编京剧，和11分制的乒乓球一样，见鬼去吧！